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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中国资源与经济发展

更新日期: 2006年01月14日 【字体: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鞍钢(北京)
 
  2005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还要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能源短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路子。
 
  我认为,中央和国务院在此时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部署,更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重大创新。我们称为“中国之路”,以区别于传统的苏联式的基于高投入、低效率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区别于传统的西方式的基于高消耗、高消费的资本主义模式。
 
  现将我于1991年3月参加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资源趋势潜力及对策研讨会”学术论文“中国资源与经济发展”重新刊登。此文曾收录于我1995年个人专著《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此文认识和分析中国资源与发展这一对矛盾和关系;前瞻性、战略性鲜明地提出中国需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具体地提出建立和发展这一体系应当包括的基本内容;讨论了我国资源开发节约有哪些潜力;最后提出了我国应当实行资源发展战略是“开源节流,合理开发,综合利用,注意保护,优势互补,持续发展。”
 
  上述关于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性建议,并非只是我个人的主张,此文正是在周立三学部委员邀请下撰写的,并在地学部会议上作了介绍。周立三与我等人代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写出“中国自然资源趋势潜力及对策的建议”。
 
  一年之后,在周立三先生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于1992年10月发表了国情研究第2号报告《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1996年第二次印刷)。该报告由石玉林研究员担任主编,由李立贤副研究员担任副主编,我和其他人参与了此项研究工作。该书专门讨论我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认为这对矛盾始终是制约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该报告有三个基本结论:人口过多,自然资源相对紧缺,资源供需形势严峻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优化组合是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开源与节约是(我国资源)潜力所在。
 
  该报告还提出五大基本对策: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实现地区优势互补,充分发挥资源潜在能力;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素质;强化资源管理制定和完善资源政策,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十几年过去了,中国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越来越紧迫。不仅如此,中国的上述矛盾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资源与发展。目前中国消耗了全世界31%的煤炭,36%的钢,铝和铜的25%,8%的石油,50%的水泥。世界原材料价格在过去4年上涨了50%。22004年中国GDP增长占世界28.4%,而石油消费增长占到世界的34.5%,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石油价格的“大买家(Big Buyer)”。
 
  刊登此文以便说明我当时对中国资源国情的认识和背景。现在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变化以及所面对新的挑战问题,进一步认识上述重大国情和重大矛盾。应当说,温总理最近发表的“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一文对这一必要性、紧迫性作了更为充分论证,也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构想、综合措施、各种保障体系和支撑体系。这意味中国在摆脱和抛弃长期实行的黑色发展模式,转向新型绿色发展模式,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不仅造福于十几亿中国人民,而且也造福于六十几亿世界人民。
 
  国情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综合性的多学科的科学研究,需要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新性。在深入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深谋远虑地提出中国长期发展的基本国策。应该说《开源与节约》是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它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的集体成果和集体智慧。当时一发表就在中国科技界产生很大反响,今天回过头来再次阅读,我们会为中国科学家实事求是、远见卓识而敬佩。
 
  在此我们深深怀念已过世的周立三先生,他为国情研究所作出的开拓性成果已经成为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我们也应当感谢石玉林、李立贤等先生为此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长期性限制因素的制约,其中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始终是一个较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社会生产力内部的两对重要矛盾。
 
  在90年代,这些矛盾会发生哪些变化?中国资源开发和利用有哪些现实能力与未来潜力?如何解决日益深重的资源危机?
 
  我国自然资源特点
 
  1.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按自然资源总量的综合排序,我国是世界第四位。其中矿产资源探明储量潜在价值居世界第三位;水能、太阳能和煤炭资源分别居第一、二、三位,石油资源居世界第八位;耕地、草原面积居世界第四位,森林面积居世界第六位。
 
  资源总量大,是我国资源的优势。一国经济发展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自然资源总量。目前除日本之外,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大国都是自然资源大国。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表明我国有较大的综合开发利用优势和潜力。但如果盲目开发,不合理利用,则会造成大范围的资源破坏,大量的资源浪费。
 
  2.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是世界上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的资源小国之一。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森林与林地面积为1/6,人均森林蓄积量为1/8,人均草场面积为1/2,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为1/2,人均能源消费量为40%。
 
  资源个量少,这是我国资源的劣势。人均资源占有量水平是表明一国人口与资源矛盾变化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或消费量(包括进口量)。我国主要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低这一难以改变的事实表明:一是人口对资源压力过大,资源承载负担过重;二是在国际竞争中我国处于劣势,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均产量的高低和未来发展的潜力;三是我国不能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以西方生活方式为模式,不能盲目追求“高消费”,不能铺张浪费,只能激励人民长期艰苦奋斗,保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选择节约资源的生产体系和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
 
  3.我国自然地理条件复杂,资源种类齐全,但资源质量不高,自然生产力低。在土地资源中,山地多,平地少,其中高于海拔500米的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4。在矿产资源中,矿种齐全配套,我国目前已发现矿产162种,已探明有储量的矿产148种,但是贫矿多,富矿少,组分复杂,综合矿多,单一矿少;中小型矿多,大型矿少。例如我国铁矿保有储量中贫矿占90%。大部分内陆国土,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我国资源开发难度大,生产成本不断增高,例如全国独立核算能源工业企业净产值占总产值比例,1978年为53%,到1988年已下降到40.7%。1981年每亿元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生产能源445万吨标准煤,到1988年生产能源147万吨标准煤,只及1978年的1/3。
 
  4.我国资源分布不平衡,资源之间不匹配,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从水土资源看,北方地多水少,南方水多地少,长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总数的63.9%,水资源占全国总数17.2%,长江以南地区耕地占全国总数的36.1%,水资源占全国总数的82.8%。从东西部地区的差异性看,东部生产力发达,工业城市集中,能源严重不足;西部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程度低。如煤炭集中于晋、陕、蒙三省区,占全国保有储量的68%,石油主要分布在渤海、松辽、塔里木、准噶尔四大盆地,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约占全国可开发水能资源的67.8%;铁矿集中于辽、冀、晋、川四省,占全国保有储量的60%;磷矿集中于云、贵、川、鄂四省,占全国保有储量的70%。
 
  我国资源配置状况不良,不得不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这是我国运输能力全面紧张、资本产出比率高的主要原因。据统计,1989年资源性产品运货量占铁路货运量的85%,平均运距约700公里,其中运煤就占了41.5%,平均运距达519公里。
 
  5.我国虽是资源大国,但又是资源进口国。我国主要矿产品进口量逐年上升。我国从1957年开始进口富铁矿,“三五”、“四五”期间进口矿大体占国产矿的4%左右,“五五”、“六五”期间上升为11%,近年达到16%以上。锰矿从70年代中期出口量不断减少,1983年开始进口;铬矿进口量迅速增长,1985年进口量是国产矿的4.5倍;铜进口量50年代每年不超过5万吨,60年代每年不超过10万吨,70年代及80年代初不超过15万吨,从1983年以后年进口量超过30万吨;铝的进口量50年代到60年代每年不超过5万吨,70年代到80年代在10-30万吨之间波动,1985年进口量猛增至38万吨,铅、锌、锡都是从60年代以后开始进口,其中锌矿进口量在80年代逐年递增。据统计,1988年我国矿产品及相关原材料出口总值为85.78亿美元,进口总值为116.8亿美元,进出口逆差为31.1亿美元。此外,我国粮、棉、油、糖、原木等大宗性农林产品近年来大幅度进口。
 
  总之,我国自然资源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点,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既有潜力,又有希望。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扬长避短,挖掘潜力,合理开发,综合利用。
 
  中国已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我国自然资源供需矛盾的变化,从需求方面看,主要取决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趋势,从1980年起,中国已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并且有可能持续到下个世纪20年代,在这阶段有如下特点:
 
  1、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198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300美元(1980年美元价格,下同),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大国;预计200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750-760美元,相当于目前的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达到1700-1800美元,相当于目前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人均收入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迈进的趋势将导致人均各类资源消费量迅速上升。
 
  2、经济总量成倍增长。1980-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倍多,预计1990-200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在6-7%之间,2000-202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仍在4-5%之间,属于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显然,经济总量的成倍增长,必然引起对自然资源需求总量的迅速增长。
 
  3、经济结构变动率较快。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沿着贫困型——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规律性趋势演进。例如,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占生活费用支出比重1980年在60%以上,属于绝对贫困型,1989年为55%左右,已属于温饱型,预计2000年达到50%,接近于小康型;2020年降至42%左右:此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相应产生一系列变化。经济结构变动必然对各类自然资源数量有不同的需求,对各类自然资源质量有不同的要求。
 
  4、人口持续增长。1989年我国大陆总人口突破11亿,预计1994年突破12亿人,2000年有可能突破13亿人,2020年将达到15亿人。基数庞大的人口增长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扩张不仅是持久性的,而且也是具有刚性的。
 
  未来我国资源供需矛盾的态势
 
  随着总人口持续增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未来我国资源供需矛盾的态势愈加严峻。
 
  1.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进一步下降。据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预测,我国人均占有耕地实际面积从现在的1.9亩到2020年下降至1.1亩,人均占有水量从2700立方米下降到1800立方米,以耕地为中心的农业资源接近或达到合理承载能力的临界状况。众多人口对有限资源的压力将愈来愈大。
 
  2.后备资源供给不足,潜伏着更大的资源危机。我国农业资源开发历史悠久,开发强度较大,历经几千年历史才开发了20亿亩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7。土地资源中山地多平地少的情形大大限制了耕地面积的扩展。除煤以外,一些需求量大或具有战略意义或珍贵的矿种储量严重不足。大庆、大港等主力油田均已步入中晚期,后备石油资源空虚,剩余可采储量不能保证2000年生产建设的需要。天然气勘探程度低,探明储量少,尚未发现储量1000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油气田,现有剩余储量加上油田伴生气只及2000年需求量的1/2。如果不能在地质勘探方面强化投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石油、天然气、关健矿产资源将严重衰竭。
 
  2000年之后,我国矿产资源形势将更加严峻。据地矿部预测,现已探明的矿产储量对。2000年之后需求的保证程度很低,到2020年,大多矿产资源储量尚无着落,经济发展将面临无米之炊。
 
  3、随着人均收入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迈进,各类人均资源消费需求量不可抑制地迅速扩张。首先是人均粮食消费需求量显著上升,其中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缓慢增长或略有币降;人均粮食间接消费量迅速增长,预计到200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将达到500公斤,2020年上升到600公斤,相当于目前京、津、沪、穗等大城市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其次是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迅速增长,根据1980-1988年数据计算,全国居民生活用电收入消费弹性系数为1.87,即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每增长1%(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生活用电量增长1.87%。在农村,农民家用电器尚处于普及初期,农民生活用电量增长相当快,仅1985-1988年就增长了49%,预计今后随着家用电器广泛普及,农民生活用电量还将迅速增长。再有全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按现代社会小康生活所需人均能耗最低标准约为1.5吨标准煤。1988年我国人均能耗为840公斤标准煤,到2000年也只能人均能耗1吨标准煤左右。仍低于小康生活的通常标准。
 
  4、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过程,国民经济正经历资源密集化、能源密集化过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期,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工业体系形成,都伴随着资源能源密集化过程,即资源、能源消费量超过国民收入增长,或者单位产出量的资源、能源消费量呈明显上升趋势,直到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单位产出量的资源能源消费量才能出现下降趋势。例如英国每百万GNP美元能耗是在1880年,美国是在1920年才开始下降的,7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下降。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初期或中期,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资源能源密集程度将不断增高或处于较高水平之上。例如: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供养世界22%的人口,只有投入大量能源性产品(如化肥、农药、电力等),才能提高单产,增加粮食总产量;又如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上升的同时,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总量也会增加。我国每亿元国民收入(1952年不变价格,下同)能耗,1952年为8.1万吨标准煤,以后大幅度上升,1975年达到最高点,为20万吨,随后开始下降,1989年降至14.5万吨,但是单位能耗仍大大高于世界各国水平。我国每亿元国民收入钢材消耗量1952年为0.28万吨,1984年达到最高点,约1万吨,1989年降至O.8万吨。
 
  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源能源总需求量将迅速增长。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按O.58(1978-1989年数据)计算,预计1995年能源需求总量为11.4亿吨标准煤,2000年约14.O亿吨标准煤,仍有较大的供需缺口;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愈大,供需缺口就愈大。若按电力超前系数等于1计算,1995年电力需求量为8626亿千瓦小时,与“八五”期间计划指标(8100亿千瓦小时)相比,供需缺口526亿千瓦小时,2000年电力需求量为12300亿千瓦小时,与十年规划数(11000亿千瓦小时)相比,供需缺口1300亿千瓦小时。若电力超前系数大于1,则电力供需缺口则更大。据统计,1976-1980年每年钢材供需缺口281万吨,1981-1985年每年缺口582万吨,1986-1989年每年缺口达到1000万吨。若按钢材消费弹性系数0.997(1980-1989年数据)计算,预计我国1995年钢材需求量约8 635万吨,供需缺口约3000万吨,2000年钢材需求量12300万吨,供需缺口约4000-5000万吨。若按十年规划要求,我国2000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以上,至少需要铁矿石2.73亿吨,预计国内只能年产铁矿石2.3-2.4亿吨,自给率为84-88%,铁矿石缺口3300-4300万吨,折合1265-1648万吨富铁矿。预计2000年锰矿石需求量为510-540万吨,届时年产400万吨,需进口110-140万吨,自给率为73-78%。预计2000年铬铁矿需求量为65-85万吨,届时年产15万吨,缺口50-70万吨,自给率仅为18-23%。预计2000年对铜的需求量为125-150万吨,自给率为48-60%,近一半需进口。2000年钾盐自给率为43%,供需缺口262万吨。预计2000年我国有由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
 
  总之,今后几十年,人口持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供水能力紧张,能源紧缺愈加深重,矿产资源不足,后备资源基础薄弱,资源总需求迅速扩大,各类资源供应长期紧缺,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矛盾的基本格局。上述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有限的再生资源以及非再生资源能否继续供养十几亿人口的食物需求? 能否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能否按发达国家生产力方式发展经济?我们正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处在作出重大抉择的重要关头。
 
  摆脱资源危机的出路
 
  1、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摆脱资源危机的唯一出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长期发展模式的较佳选择。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是否能按照西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模式发展?
 
  西方工业化国家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的生产体系。二是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的生活体系。如1985年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4.9%,能源生产量占世界总数的21.3%,能源消耗量占世界总数的24.9%,人均能源消费量为9.51吨标准煤,美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又是能源消费大国。又如日本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5%,能源生产量占世界总数的O.5%,能源消费量占世界总数的4.9%;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71吨标准煤,日本虽然是一个能源生产小国,但又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
 
  上述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资源条件,对于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若按现代化方式所需人均能源消耗量最低标准1.35吨标准煤计算,到2000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亿人,能源消费需求总量为17.55亿吨标准煤;若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5亿人,且人均能源稍费量达到目前世界人均消费水平(1.857吨标准煤,1985年)的话,中国能源消费需求量为20.25亿吨标准煤。显然,中国能源储量及供给量远远不能满足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量,中国若以西方国家居民消费水平为目标,以西方生活方式为模式,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加速经济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几乎是不可设想的。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是否能按照以往40年的经济增长轨迹发展? 建国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是资本高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1952-1987年间,中国物质资本投入量(指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4%,约为发达国家(12个国家,1950-1973年,平均为5.20%)和发展中国家水平(20个国家,1950-1974年,平均为5.5%)的2倍之多,投入要素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为90.3%,依靠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仅为19.7%,而发达国家为49%(同上),发展中国家为31%(同上)。
 
  第二是资源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1989年与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11.33倍,能源消费量增长17.91倍(以 1953年为基期),钢材消费量增长28.21倍,生铁增长27.62倍,橡胶增长23.45倍,水泥增长53.82倍,主要资源和原材料消耗增长都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增长倍数。若仍以这种资本高投入低产出、资源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实现2000年GNP翻番的目标,但是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几乎是难以为继的。
 
  总之,严峻的资源形势迫使中国不应遵循传统发展模式赶超发达国家,也不应沿着传统发展战略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而应当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一条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把经济发展逐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节约资源、降低消耗的轨道上来。这既是当务之急的有力措施,又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2、建立和发展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内容。
 
  ——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制止耕地迅速下降趋势,稳定现有耕地面积总数,建立养用结合、高产稳产的土壤生态环境,不断提高耕地生产率;坚持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重点是改土治水,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复种指数,即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上农业气候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持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数大致不变;积极稳妥地开发宜农荒地,以补充耕地资源不足,充分利用和开发林地、草地等农用地资源,积极推广节水技术,发挥现有水库和灌区效益;科学施肥,提高化肥利用率;开发农产品储运、加工、包装和综合利用技术,以提高农产品品质,减少农产品损失。
 
  ——建立以节材、节能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企业技术改造的重点方向是节约挖潜、降低消耗,强迫那些能耗大的重工业如黑色冶金、有色冶炼、基础化工和建材工业等,采用节能新工艺、新设备;调整工业部门结构和产品结构,节约能源、原材料和运力,把节约资源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加强能源、原材料产业、产品之间的纵向联系和综合利用,如热——电联产,煤——电——建材;煤炭——重化工的综合利用等;节约资源与技术引进相结合。
 
  ——建立以节约运输力为中心的节约型交通运输体系。推行合理运输,加速物资周转,改善工业特别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布局,发展综合性工业基地,如建设坑口电站,改运煤为输电,在缺煤地区发展能耗少、耗料少和运量少的企业等,提高煤炭的入洗率,运输精煤精矿,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合理分工,大力组织联运,发展集装箱运输。
 
  ——建立以节约资本和节约资源为中心的科学技术体系。人口增长与经济需求增长同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最终要靠科学技术去解决:大力发展节能、节水、节材的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技术;开发新能源、新材料;寻找资源替代品,发展可再生资源替代非再生资源;有重点地解决某些重要资源回收利用技术,如木材造纸等;加强地质科学研究,采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发现过去难以发现的矿床,扩大能源、矿产资源的工业储量和远景储量;培育新品种,运用生物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采用适用性工业技术,特别是那些多用劳动、少用资本的工业创新技术。
 
  ——建立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方式的生活体系。食物结构仍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适当增加动物性食物比重,不断改善食物结构质量,实现向营养型食物结构转变;较低的生活能源消费水平。坚持以自行车、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交通运输体系,而不是普及家庭小汽车,限制居民生活用电量,不提倡使用空调等耗能较高的家用电器;较低的住房水平,发展公园、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不提倡私人别墅、花园等,应严格限制高、中档豪华宾馆发展;较低的用水消费水平。
 
  这种新型的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要求,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初期,中国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为了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如下三个原则:经济建设规模不能超过国力;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不能超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资源需求增长不能超过资源供给增长。
 
  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需要几代人的持久努力。这是缓解中国人口与资源、发展与资源矛盾的唯一出路,必须下定决心,着力进行。
 
  我国资源开发节约潜力
 
  我国自然资源形态是严峻的,但是无论是资源开发,还是资源节约;都是大有潜力。
 
  1、以耕地为中心的农业资源仍有潜力
 
  我国热带、亚热带面积分别占国土面积的45.6%和26.1%,这些地区盛行季风,雨热充沛且同季,是我国农业及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的重要基地,与世界同纬度的国家相比,具有较优越的利用前景。在现有耕地中(20亿亩),中产田约占1/3,如果亩产提高50公斤,粮食总产量将增加250-300亿公斤;中部地带也是粮食增产潜力的重要地区;应集中力量建设八大片国家级商品粮基地(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江汉平原、江淮平原、淮北平原、四川盆地、松嫩平原与三江平原),这些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3%,粮食净商品率占全国总数的81%,此外,棉花、油类、肉类总产量分别占全国的30%、33%和38%,在全国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复种指数若提高15%,相当于增加2-3亿亩耕地;全国尚有宜农荒地5亿亩,可垦出耕地1.2亿亩;小片零星闲散荒地约1亿亩,能开发5000万亩耕地;有2000万亩滩涂,绝大部分尚未开发利;淡水水面2.5亿亩,可养殖水面7500万亩,仍有40%的水面闲置;海水可供养殖水面738万亩,仍有2/3没有利用;全国宜林的土地(包括有林地)面积约40亿亩,发展林业潜力很大,南方草山坡约10亿亩左右,也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耕地应以深度开发为主,通过提高单产来增加农业产量;林地以开发为主,开发宜林荒地,大力植树造林,使森林覆盖率达到25%,同时要加强抚育、更新和改造现有林地;北方草地要合理利用保护大面积草场,重点开发牧区宜农土地,建立人工饲料草地,南方草山坡开发应采取林牧结合。
 
  2、水资源开发节约潜力很大
 
  我国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80%,渠灌区的利用率仅40%-50%,井灌区为70%-80%,浪费惊人。若适当投入,改进方法,有可能提高10-20%的利用率,相当于兴建几十个大型水库,此外,发展喷灌、滴灌、渠道防渗和管道输水,均有节水的显著效益,现有灌溉用水量超过农作物合理灌溉水量的1/3-1倍以上。若能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的特点合理灌溉,就可节省大量农业用水;目前水利工程多不配套,“病险库”多,减少了储水量,在灌溉总面积中,旱涝保收的面积仅占2/3。若搞好现有水利工程的配套,可充分发挥现有灌区的效益;目前城市和工业用水增长迅速,但存在大量浪费现象,大多数大城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在30%-40%,中小城市利用率则更低,应采取定额供水、限制用水、节省用水措施,对沿海城市推行海水做工艺冷却水源,强化对污水排放及治理的管理,保护水源。
 
  3、我国能源仍有开发的潜力,要把节能放在重要位置
 
  我国煤炭资源最为丰富,现有的工业储量仅占全部保有储量的1/3;保有储量仅占资源量的1/3;我国石油探明储量仅占预测储量的1/5,东部仍有继续新增油气储量的潜力,在西部准噶尔盆地和渤海等沿海油油田可以新增数十亿吨地质储量;我国天然气探明储量仅占资源量的1.5%;我国水力资源居世界水能资源的首位,但是已开发量仅为可开发总量的5.5%;核能、地热能、风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开发也有很大潜力。今后应抓紧四大能源基地建设:以山西为中心的晋陕蒙能源基地,黄河上游能源基地,新疆石油能源基地,攀西——六盘水能源基地。
 
  我国节能潜力很大。一是我国单位产出能耗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近3倍,比日本高7倍,也比印度高1.2倍;二是我国能源在生产、运输、消费过程中损失严重,浪费惊人。如煤炭回收率全国只有40%,其中小煤矿只有20%。估计每年损失的煤炭在10亿吨以上;又如煤炭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失约占生产总量的6%左右。因此,降低单位产出能耗,提高能源回收率和最终使用率是我国节能工作的重点方向。
 
  因地制宜,多种途径解决农村能源问题:目前秸秆和薪柴占农村生活能源的80%左右,大量低效益地直接燃烧生物质,每年“超支”7000万吨薪柴。要推广使甩节能灶、沼气池;发展小水电,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增加商品能源供给等措施逐步解决农村生活能源来源。
 
  4、我国矿产资源勘探程度很低,只要强化投入;资源储量仍可增长
 
  矿产资源除富铁矿的总格局已大体确定之外,许多其它重要矿产资源目前已探明的储量仅大体相当于潜在资源总量的一小部分。我国拥有一支百万地质勘探大军,找矿远景希望很大。我国有色金属资源远景较好,可继续增加储量;我国非金属矿产成矿地质条件好,资源潜力大。
 
  矿产资源利用潜力较大。应提高矿山达产率,探明储量设计率和矿山采收率,减少矿石损失率。例如只要把现有铁矿选矿回收率普遍提高5%,每年就可多生产铁金属170万吨,相当于新建一个850万吨规模的大型矿山。我国矿产资源的伴生、共生矿床多,如综合利用得好,可一矿变多矿,小矿变大矿。应重点抓好铁、锰、铜、磷、铝、硼、钾等贫矿及难采选矿山综合利用。
 
  此外,我国海洋资源丰富,是我国未来时期生物、能源、矿产资源的重要来源。海洋开发将是21世纪我国的重要产业。我国植物资源也相当丰富,但是已有1/l0的高等植物处于受威胁和濒临灭绝,各类物种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因此保护和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势在必行。
 
  我国自然资源发展战略与对策
 
  1、我国自然资源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满足实现第二步战略设想
 
  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对资源的需求;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为21世纪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各类后备资源。
 
  根据我国自然资源状况及经济发展特点,我国资源发展战略的指导方针是“开源节流,合理开发,综合利用,注意保护,优势互补,持续发展。”
 
  2、我国自然资源发展的主要对策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的宏观效益。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当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间产品投入比重大,是我国单位产出资源消耗量高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重大调整时期,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有目的地发展能耗低、材耗低的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的产业,坚决控制高耗能、高耗材产业的发展,并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逐步淘汰技术落后、消耗高的企业。
 
  ——促进地区资源开发的合理布局、合理分工,实现资源与产业间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自然资源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性,形成不同地区的不同资源优势,生产发展水平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性,又构成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优势;不同地区都能扬长避短,实行资源与产业优势互补,从社会化分工中得到好处,可提高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效益,缓解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引起的矛盾冲突。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地区政策相结合,有助于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国内的统一市场,应当促进资源地区和加工地区的横向联合,共同发展。能源缺乏而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发展耗能低、运量小的产业,不宜再扩大耗能高、耗水大的原料工业,并逐步转移到能源丰富、水源充裕的地区;处在大江河下游和出海口和海岸线的地区,应采取外挤内压方针,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适当进口原料,加工外销。
 
  ——调整资源价格刻不容缓。造成我国资源普遍浪费、利用率低、开发和节约资金来源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整个生产资料价格体系扭曲,即“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例如水价偏低,工业用水只占产品成本的0.1—1%,农业用水在多数地区一立方米水只收几厘钱,造成用水浪费及供水企业无力维持和扩大生产能力。目前地质勘探、煤炭、石油、金属矿山等全行业亏损,例如1985年能源工业企业亏损额为17.85亿元,到1988年已达5ll.75亿元,其中煤炭工业是从80年代初开始,出现全行业亏损,1988年已高达30.11亿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工业步煤炭工业后尘,1987年出现全行业亏损,1988年达11.42亿元,既冲减了国家财政收入,又导致这些行业日趋滞后、日趋萎缩的局面。我国大多数矿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在45种主要矿产品中有39种矿产品均低于国际市场价格;随着资源供需缺口愈来愈大,提高资源、能源、原材料价格势在必行,其作用在于:第一抑制资源消费需求,迫使下游产业节约挖潜,降低消耗;第二促进资源产品供给,减少国家对上游产业的财政补贴;第三有利于资源合理开发,保护生态环境。建议在“八五”期间价格改革方案中优先考虑有步骤地调整资源、能源、原材料价格,逐步向国际市场价格靠近;减少对上述行业的政策性亏损以及对进口矿产、化肥、纯碱、硫磺等财政补贴;稳妥地调整人民生活用煤、用电、用水的价格,实行限额供应、超额加价的措施,抑制居民资源消费水平增长;对供求弹性比较大、供求缺口较小的资源性产品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
 
  ——尽快建立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保护国有资源不受侵犯。自然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资产财富,也是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自然资源财富均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犯或无偿使用。应设立国家资源资产管理局,代表国家综合管理国有资源资产的有关事务,先把金属矿产、石油、天然气、煤炭、水大宗性资源管理起来;实行资源资产有偿占有和使用原则,征收资源税、资源资产耗竭补偿费,级差收益应归国家所有;明确产权关系,坚决实行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加强资源的统一管理,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简称资源委)。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统一管理全国资源,包括组织对各类资源的经济估价}建立和管理资源开发基金;管理各类资源的全国储量;制定全国资源的总体开发规划I确定资源开发的合理地区布局;审订资源立法,协调各资源开发部门的活动;制定资源开发政策等等。
 
  ——实行基本自给,有进有出的原则。主要资源开发利用立足于国内,必须保证粮食、能源、钢铁、建材基本自给,适当进口;对国内稀缺资源和珍贵资源实行保护性开采I对战略资源,建立资源储备制度,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适当进口国内劣势资源及产品,积极出口国内优势资源及产品,例如减少石油出口与钢材进口。大力促进建材与非金属矿出口,保持进出口外汇平衡。
 
  (胡鞍钢,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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