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经》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创业者在万事之初都是梦想的开始，都志得意满、斗志昂扬，可一旦追梦，就会因挫折或岁月侵蚀而中途易辙。

 

　——核心要点——

 

    1.问心而择：在企业和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忘初心、问心而择至关重要。在选择中，要牢记企业的理想信念，不管遇到多少考验，不管面临多么艰难选择，要做到不忘初心，仰天俯地，无愧无怍。

 

    2.问心而止：遇事要问心，做到问心而止。修身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修身先正己，做到行为知耻；权利是一种信任、一种重托、一种责任，用权有规矩，做到明法守道；律己要理性控制七情六欲，律己要自持，做到知止不殆。

 

    3.问心而进：谋事、创业，要从“事业之实、组织之实”的要求出发。在谋事上，要重实际，力戒浮伪；在创业上，要敢担当，有位有为；在做人上，要讲求诚实，知行合一。

 

 

    “严”是要知止，“实”是要知进。如何谋事、如何创业、如何为人，也和理想信念有关。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30年，一味追求精神上的纯粹，迷信政治运动，结果是人民生活一穷二白，经济上落后，国家也不富强,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这个转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过去的30多年，过多强调物质激励，理想信念讲得少了。把“实”字庸俗化了。认为理想信念、价值准则、事业追求等都是“虚”的，一切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去衡量，将“实”等同于实利、实权、实得，“无利不起早”，于己有利的就是“实”的，于己无利的就是“虚”的。有利的就多做些，没利的就少做些甚至不做，做事只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眼前能得到什么。今天，我们应该为“实”正正名。我们所强调的“实”，应该和我们的理想信念融合在一起，我们要从事业发展的需要、从理想追求的角度去看待什么是“实”、什么是“虚”。

 

    我们的组织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历经挫折、走向辉煌，靠的就是“谋事要实”的品质和追求。遵义会议不也正是“谋事要实”精神最好的体现吗？在遵义会议上，革命先辈从实际出发，客观而全面地分析了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及其产生原因，否定了“左”倾错误路线，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红军新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最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谋事不务“公实”而务“私实”，必然导致虚无缥缈，雾里看花，浅尝辄止，弄虚作假，结果只能是虚掷公帑、劳民伤财、败坏风气。集团近期对某BU原负责人进行了通报。他作为这个BU的负责人时不真抓实干，关心的不是业务，更多的是个人如何能在社会留名。所以，对业务的发展，他没心思、也不愿从长远的角度和实际的需要去规划，热衷于一些华而不实、花拳绣腿的项目，为了制造看得到的“业绩”，盲目投资、盲目上项目，给集团造成了损失。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谋事不实”，只能说他谋的是“私实”，而不是“公实”。从更深处看，实际上反映的是他理想信念的缺失，对事业责任感的缺失，他不是问心而进，而是趋利而进。

 

    曾国藩在《诚信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以苟活为耻，以避事为耻”。对领导干部来讲，“避事”而不积极干事，“躲事”而不认真处事，在其位不谋其政、任其职而不尽其责，是最大的耻辱。

 

    在这点上，当年的革命先辈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二渡赤水后红军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打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士气高涨，林彪向中央提出要进攻打鼓新场，并起草了详细的作战方案。中央在苟坝开会讨论时，除毛泽东外，都同意打。毛泽东坚持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不应与重兵集结的敌人硬拼，但在会议上他未能说服众人，还被撤销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毛泽东此时表现出的是一个革命者在理想信念驱使下的担当，他深感攻打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极大损失，半夜提马灯前去劝说周恩来“把命令暂时晚发一点，再想一想”。并最终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再开会时，周恩来说服了大家，取消了攻打计划。如果当时毛泽东不敢担当，历史也可能就重新改写了。

 

    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难题往后退，就没有资格当领导干部。面临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华润的零售、五丰、煤炭、医疗、纺织等业务都面临着调整转型、优化结构等发展问题，这就更需要经理人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抓住机遇，深入推动改革、转型。如果缺乏原则与坚持，心存“和气升官”思想，工作中缺乏魄力、勇气和担当精神，当“好好先生”，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为官准则，对上级的问题不敢说、对同级的不足不明说，对下级错误不深说，那这样的领导干部必定碌碌无为，这些人也不配当领导干部。当仁不让，只能源于理想信念。所谓“忧谗畏讥”之虑，都是忘了“初心”，忘了“问心”。只要务“公实”，忘“私实”，就会“公而勇，私而怯”。

 

    华润以“诚信”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必须“诚信”，宋林曾提倡“三个不能丢、两个牢记”，“对经理人要严、对员工要善”，“价值观不向业绩妥协”等一系列理念。这些企业文化理念主题也都是在倡导艰苦奋斗、廉洁从业、严于律己等精神，理念是正确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为华润领导干部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标尺。但是价值观再好，标尺再清晰，没有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又有什么用呢？宋林作为倡导者就没有带头去以此律己。从更深层次讲，这也与一个人的理想信念有关。如果一个人心中只有利益的考量，没有更高层次的理想追求，他很难做到诚实。因为在利益面前，所有的行为都被简单地当做一种成本，考虑的只是投入产出，其他一切价值层面的约束就都没有了。

 

    我希望，在离开遵义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问心而择、问心而止、问心而进”三句话带到工作和生活中。今后在面对任何考验、诱惑、选择时，都学会“问心”，用心、上心、无愧于心，习惯拿心中的尺子量一量，这样我们就一定不会进退失据，犯不该犯的错误，摔不该摔的跟头。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也由此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演讲全文——

 

    今天，我们在遵义举行华润集团的“七·一”主题活动。去年古田的“七·一”主题活动，我结合古田会议精神，以《铸魂》为题，和大家交流了一些我的观点，提出一个组织应该有其精神支柱，军队要有“军魂”，企业要有“企魂”。我们还共同探讨了新时代下的“财富观”等问题。这次我们来到遵义，学习、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我想以《问心》为题，再和大家做一次思想上的交流。

 

    一个组织解决了“魂”的问题，只是解决了其使命、方向、旗帜、价值观等问题。在实践组织之魂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和选择，如何面对考验，特别是在面对公与私、义与利、法与欲等选择时，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出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叩问个人内心的过程。所以，“问心”是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做的功课，也可以说是个人的“修行”。我们经常说“问心无愧”，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做人、做事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面对任何考验了。

 

    这里所说的“心”，具体而言就是理想信念。今天很多领导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他们忘记了“初心”，遇事、做事时忘记了有这个“心”的存在，更忘记了“问心”。我们面对选择，特别是重大选择时，一定要学会问问“心”，看和我们的理想信念符不符、和我们的价值取向符不符、和我们的为人处世准则符不符。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急速变迁、各种利益诱惑增多、思想与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牢牢地把握住、坚守住理想信念这个“初心”、“本心”，更要学会“问心”，从心而动，做出正确的选择。

 

 

    每个组织、每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无数的选择，其中，有些重大历史关口的选择事关一个组织、一个人的整体命运，必须要慎重选择。而在这样的选择过程中，不忘初心、问心而择至关重要。在选择中，必须要放下个人、放下眼前，看看我们这个组织、我们个人一生，所为何来？所欲何求？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要牢记我们的理想信念。80年前，在遵义这个地方，21名伟大的革命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遵义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从1921年到1949年，在28年的夺取政权的历程中，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刚好处在中间。前14年是苦苦摸索、被动挨打的阶段，后14年是逐步成熟、不断走向胜利的阶段。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可以用很多词来描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选择”。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选择了毛泽东，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实际上，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以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理想主义者内心的选择。博古是当时中央的临时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是实际的军事指挥负责人，张闻天是遵义会议之后新推举出的总书记。如果这些人从个人私利出发考虑的话，都可以选择不去建立、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他们确实是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批真正的革命家，他们从理想信念出发、从革命事业大局的需要出发，放下一己私利，做出了一个高尚的选择，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选择，把毛泽东推上了在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正确而关键的选择，已经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人，许多在当时并不缺饭吃、不缺官当、不缺钱花，他们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投身革命，理想信念在他们的心里重于泰山。因此，面对重大选择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能问心而择，能放下个人名利从理想信念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

 

 

    其中一个人，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对他致以特别的敬意，他把问心而择的精神带到了另一次重大会议上，把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保持始终，这个人就是有书生兼教授之称的张闻天。他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总负责人，其后把毛泽东推上了领袖的位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作为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去前方当前敌总政委”。后来又决定毛泽东分管军事，从此毛泽东、周恩来就调换了位置，周恩来成了毛泽东的军事助手，毛泽东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一步步确立了权威。后来，张闻天并不得志，官越做越小，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被低配做省委书记、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但他都毫无怨言，不管组织交给什么样的工作都满腔热情、兢兢业业。直到1959年，张闻天再次回到历史的中心，虽然只是冲天一鸣，但足以使他名垂青史。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张闻天以历史的责任感，再次挺身而出，发出冲天一鸣。实际上，张闻天发言之前，不是没人好言相劝，他自己不是没有认真考虑过。当时，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上面不悦。张闻天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打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要少讲缺点。张闻天表示：“吾意已决”。短短的四个字，透出的是一股力量、一种精神。出于对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张闻天下定决心必须发言。

 

    从1935年到1959年，从遵义到庐山，24年间，变化的是时间和地点，不变的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这两个主角；变化的是在遵义时张闻天拥护毛泽东，庐山时张闻天批评毛泽东，不变的是张闻天不管拥戴还是批评，都是问心而择，都是为了理想信念而抛开一己私利的选择。1959年后，又是一个10多年，直到1976年去世，张闻天始终未低头、未消沉，始终在思考国家、政党、人民等重大问题，他的思考文章后来集成了学界著名的《肇庆文稿》。他在沉潜期间还专门写了一首小诗以明志：“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可以说，像张闻天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理想信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内心，伴随他们一生。不管遇到多少考验，不管面临多么艰难的选择，在心中都有一把尺子，不忘初心，仰天俯地，无愧无怍。

 

　今天，我们依然强调理想信念，为什么很多人对老前辈的故事、老前辈的风范，听起来激动、说起来感动、做起来不动,甚至反动呢？实际上，反映的是理想信念没有神圣性，内化不够，沦为空洞的理论，沦为求取功名的敲门砖，自然导致这部分同志遇事问利不问心。比如，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王敏喜欢看红色电影，常常一个人独自一遍一遍地看。每当看到片中英雄人物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看到革命烈士壮烈牺牲时，他都激动难抑、泪流满面。落马后，有人问他，既然常常主动看红色电影，会不会联系自己的所作所为去反思？王敏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答：“不会，从来不会。当时的感动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王敏的行为很具有代表性，内心深处，理论层面上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各种选择时，还是问利不问心。当一个人为人处世，忘记了“初心”，自然地也就不会去“问心”，或随一己私利出发，或随波逐流，不问是非黑白，就必然会扭曲、异化，直至败亡。我们一定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首先要严在心上，要在心中有理想信念，心中有一把尺子、一面镜子。遇事要问心，与心中的尺子对一对、向心中的镜子照一照。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红线不能碰。特别是要知道一个“止”字，做到问心而止。

 

    （一）在修身上，要讲正己，做到行为知耻

 

    修身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在古人看来，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政，个人品德修养问题至关重要。早在《易经》中就有：“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话，意思是说，谦逊有礼的君子，总是怀着谦卑的心态修养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儒、墨、道、法等各家都非常强调修身，并各自建立了一套修身立德理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人精神生活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其修身立德论的中心就是强调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和境界，最终成为“圣贤”。儒家经典《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学》把修身立德看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强调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人人都要以修身为本。先哲们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但又强调，优秀的道德品质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后天长期修养磨练而成的。因此需要通过道德修养，经过不懈努力和长期积累，使自己的境界不断提高。当代各级领导干部讲的修身是坚定理想信念、追求高尚情操，这种要求和境界与古人讲的“修身”文化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要通过修身立德，把高尚的道德要求落实在日常行为上。

 

    儒家讲修身，特别强调要知耻，要“行为知耻”，对自己的行为应有知耻之心，以自己的行为不端而耻辱，这点也应是当代领导干部应有的修养。耻辱心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条道德堤防，只有修德、知耻，人才会“知止”，才能避免走入歧途。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内心树一杆秤，以自己的道德良心作为秤砣，凡事都问问心，用心中的理想信念、道德准则来衡量一下，应该不应该做？应该怎样做？自觉抵制歪风、践行道德的要求，知荣知耻。这样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出于任何外在因素，而是完全出自内心荣辱观、价值观的主动约束。行为知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自觉，是每名领导干部终生要坚守的。

 

    （二）在用权上，要有规矩，做到明法守道

 

    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不以规矩则废、国不以规矩则乱。遵义会议后，红军随即开始了四渡赤水，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威信县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调整中央主要负责人，把博古撤下，博古随即坚决服从组织决议，把权力交出，体现了极高组织纪律性和政治素养。

 

    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一种信任、一种重托、一种责任，这是权力的本质。所以用权要有“规矩”，这个“规矩”就是“法”，要明法守道。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严守规矩、敬畏法律，依法用权、按规矩办事。要恪守按法律与规章说话办事的原则，做到心中有法，虑必及法、言必合法、行必依法。面对金钱时，能不起贪婪之心，不取不义之财；面对亲情时，能不因徇私情而违背原则；面对朋友时，能不因“哥们儿义气”不讲规矩。要克服“任人唯亲”思想，摒弃权力“过期作废论”，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接受监督。若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错误权力观，自认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我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把组织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私有财产，拿手中权力作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用手中权力这把利刃去割国家和人民利益这块“唐僧肉”，最终必将触碰到高压线，导致身败名裂。

 

    （三）在律己上，要能自持，做到知止不殆

 

    人皆有七情六欲，这是人的本性。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之处在于，不仅能接受、感知信息，还能够用理智去处理这些信息，而不是“为所欲为”。古人云：“禄优而贪，祸将临之。”这既是历史经验，更是现实的教训。对七情六欲若缺乏理性的控制，则很容易心理失衡、贪欲滋生，贻害无穷。

 

    古人说欲壑难填，贪欲就是一个黑洞，你越填洞越大，永远填不满。有言道“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广厦千间，夜眠六尺。”所以要正确地把握欲望之度，时刻警醒自己“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生活上做到知足，用理性扑灭贪欲之火。

 

    我们多数人，到遵义、到延安等圣地都会为之感动，但也容易感动之后慢慢就忘了。周边的诱惑太多，社会风气也并不好，如何能避免犯错误？问心这件事就是我们要经常做的修养，自己要能够问心而止，同时对我们身边的领导干部经常提醒甚至批评。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既有积极正派的一面，也会有不良的欲望，任何一个时刻，恶的一面占了上风的时候，就会犯错误。儒家文化讲人之初、性本善，人人皆可为尧舜。那么，领导干部，尤其是权力更大的领导干部理应有更高的修养。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环境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利益、金钱，必须找到崇高理想信念、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文明的结合点，这一点至为重要。

 

 

    “严”是要知止，“实”是要知进。如何谋事、如何创业、如何为人，也和理想信念有关。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30年，一味追求精神上的纯粹，迷信政治运动，结果是人民生活一穷二白，经济上落后，国家也不富强,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这个转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过去的30多年，过多强调物质激励，理想信念讲得少了。把“实”字庸俗化了。认为理想信念、价值准则、事业追求等都是“虚”的，一切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去衡量，将“实”等同于实利、实权、实得，“无利不起早”，于己有利的就是“实”的，于己无利的就是“虚”的。有利的就多做些，没利的就少做些甚至不做，做事只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眼前能得到什么。今天，我们应该为“实”正正名。我们所强调的“实”，应该和我们的理想信念融合在一起，我们要从事业发展的需要、从理想追求的角度去看待什么是“实”、什么是“虚”。我们谋事、创业，要从“事业之实、组织之实”的要求出发，该作为的要作为，该担当的要担当，该打基础的要甘于做打基础的工作。我们做事过程中，遇到困难、遇到矛盾、遇到问题、遇到公与私的选择时，也应该“问心”，问问与我们心中的理想信念、事业追求是否一致，该进则进、该为则为。只有去除个人的私心杂念，做事的目的纯洁了，才能真正地从实际出发，查实情、用实功、讲实效。

 

    （一）在谋事上，要重实际，力戒浮伪 

 

    我们的组织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历经挫折、走向辉煌，靠的就是“谋事要实”的品质和追求。遵义会议不也正是“谋事要实”精神最好的体现吗？在遵义会议上，革命先辈从实际出发，客观而全面地分析了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及其产生原因，否定了“左”倾错误路线，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红军新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最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谋事不务“公实”而务“私实”，必然导致虚无缥缈，雾里看花，浅尝辄止，弄虚作假，结果只能是虚掷公帑、劳民伤财、败坏风气。集团近期对某BU原负责人进行了通报。他作为这个BU的负责人时不真抓实干，关心的不是业务，更多的是个人如何能在社会留名。所以，对业务的发展，他没心思、也不愿从长远的角度和实际的需要去规划，热衷于一些华而不实、花拳绣腿的项目，为了制造看得到的“业绩”，盲目投资、盲目上项目，给集团造成了损失。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谋事不实”，只能说他谋的是“私实”，而不是“公实”。从更深处看，实际上反映的是他理想信念的缺失，对事业责任感的缺失，他不是问心而进，而是趋利而进。

 

    （二）在创业上，要敢担当，有位有为

 

    曾国藩在《诚信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以苟活为耻，以避事为耻”。对领导干部来讲，“避事”而不积极干事，“躲事”而不认真处事，在其位不谋其政、任其职而不尽其责，是最大的耻辱。

 

    在这点上，当年的革命先辈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二渡赤水后红军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打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士气高涨，林彪向中央提出要进攻打鼓新场，并起草了详细的作战方案。中央在苟坝开会讨论时，除毛泽东外，都同意打。毛泽东坚持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不应与重兵集结的敌人硬拼，但在会议上他未能说服众人，还被撤销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毛泽东此时表现出的是一个革命者在理想信念驱使下的担当，他深感攻打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极大损失，半夜提马灯前去劝说周恩来“把命令暂时晚发一点，再想一想”。并最终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再开会时，周恩来说服了大家，取消了攻打计划。如果当时毛泽东不敢担当，历史也可能就重新改写了。

 

    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难题往后退，就没有资格当领导干部。面临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华润的零售、五丰、煤炭、医疗、纺织等业务都面临着调整转型、优化结构等发展问题，这就更需要经理人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抓住机遇，深入推动改革、转型。如果缺乏原则与坚持，心存“和气升官”思想，工作中缺乏魄力、勇气和担当精神，当“好好先生”，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为官准则，对上级的问题不敢说、对同级的不足不明说，对下级错误不深说，那这样的领导干部必定碌碌无为，这些人也不配当领导干部。当仁不让，只能源于理想信念。所谓“忧谗畏讥”之虑，都是忘了“初心”，忘了“问心”。只要务“公实”，忘“私实”，就会“公而勇，私而怯”。

 

    （三）在做人上，要讲求诚实，知行合一 

 

    华润以“诚信”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必须“诚信”，宋林曾提倡“三个不能丢、两个牢记”，“对经理人要严、对员工要善”，“价值观不向业绩妥协”等一系列理念。这些企业文化理念主题也都是在倡导艰苦奋斗、廉洁从业、严于律己等精神，理念是正确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为华润领导干部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标尺。但是价值观再好，标尺再清晰，没有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又有什么用呢？宋林作为倡导者就没有带头去以此律己。从更深层次讲，这也与一个人的理想信念有关。如果一个人心中只有利益的考量，没有更高层次的理想追求，他很难做到诚实。因为在利益面前，所有的行为都被简单地当做一种成本，考虑的只是投入产出，其他一切价值层面的约束就都没有了。

 

    我希望，在离开遵义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问心而择、问心而止、问心而进”三句话带到工作和生活中。今后在面对任何考验、诱惑、选择时，都学会“问心”，用心、上心、无愧于心，习惯拿心中的尺子量一量，这样我们就一定不会进退失据，犯不该犯的错误，摔不该摔的跟头。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也由此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