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已经从哥本哈根走向墨西哥坎昆，由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仅达成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到期，未来命运成谜，由于《京都议定书》是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基础，国内CDM市场因此陷入低迷。

　　而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预计2008~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招商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从大趋势看，未来民众对环境问题将越来越关注，这一行业经过充分发展后，财富创造的能力也将日益增强，更多的资本将被吸引过来从而产生巨大的商机，当前正是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和行业发展模式的关键期，我国只有通过实体经济与金融行业的联合创新才能抢得先机。”

　　“后京都”时代，中国的机会又在哪里？

　　CDM前途未卜

　　中国曾经是CDM机制的最大受益者，然而，随着2012的临近，CDM由曾经的“救命稻草”变成了“烫手山芋”。

　　2005年，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中国CDM项目市场迅速走俏。作为一个双赢的模式，CDM帮助发达国家降低减排成本，通过项目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经核准的减排量”（CER）用来抵消其承诺减排量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展能够减排温室气体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CDM执行理事会（EB）已经批准了全球共2200多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其中我国项目接近900个，这些项目每年可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超过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可为我国企业每年带来约20亿欧元的经济收益。

　　“国内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所需的投资多、发电成本高，非常适合做成CDM项目。”英国爱斯凯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黎东表示，由于成本高、市场还不完善等因素，国内风电场开发面临着微利甚至亏损的局面，而CDM项目收益占一般风电和水电项目收益的10%，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成为多数企业的“救命稻草”。据记者了解，国内90%的风电项目都在申请成为CDM项目。

　　到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也将结束。由于哥本哈根会议中对《京都议定书》的存续问题并无明确表示，在接下来的第二承诺期，CDM何去何从？

　　来自彭博新能源财经的分析表明，2010年可能成为碳市场走低的第一年，预计到年底交易额会达到1210亿美元，比2009年下降5%。在初级CER市场，今年二季度预计合同量有10%的跌幅。“投资者对CDM项目的投资越来越谨慎，特别是CER的交付担保，被证明效率低下，而距离还能产生减排量的2012年底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备战“后京都”

　　尽管走势不明朗，各路大军已经开始行动。

　　日本经济产业省7月份宣布，日本将分别在印尼、越南、菲律宾、印度、泰国、中国和秘鲁等国开展15个国家间协议合作减排项目。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使对方国家获得先进的环保技术，日本则可从对方国家购买排放权，计入日本的减排量。

　　“日本政府的设想是采取与其他国家相互接受的方式，用类似严格的标准来做碳交易，如果这个想法通过探讨和试验能够被接受，也不失为一种方向。”曾任EB委员的吕学都对记者表示。

　　另一个令观望中的投资者们兴奋的事，是8月上旬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此文件要求试点城市积极探索有利于节能减排和低碳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实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制，探索有效的政府引导和经济激励政策，研究运用市场机制推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落实。

　　清华大学CDM研发中心执行主任曾少军则呼吁联合国简化规则，“CDM的规则和机制的复杂性以及额外性方面过于严格的规定，会阻碍这种机制的发展，不过未来国际规则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应该早做准备，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既然国内已作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承诺，而市场化的交易可以降低减排成本，我们也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国内交易市场，尽早制定相关交易规则。”曾少军强调，中国应主动作为，重视市场化减排机制。

　　国内商业银行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作为绿色金融的倡导者与先行者，招商银行率先推出了清洁发展机制（CDM）融资综合解决方案，一方面为相关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凭借自身丰富的经验为项目的开发、注册及交易等环节提供咨询服务。从而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为建设方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尽管国际谈判形势不容乐观，使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走向晦暗不明，但从国际间协议合作减排项目的开展，以及国内低碳省市试点工作的进行来看，国内开始着手寻找自己的市场化减排方式。”黎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