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版图中，京津冀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2%，但是总人口占全国的7.98%，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0.9%。京津冀已经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个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要解决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发展问题，还要为我国推动区域发展机制体制创新、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带动北方腹地发展趟出一条路。就这个话题，本报专访了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节点

    早在“十二五”规划里，就已经专门有对京津冀一体化的描述。然而多年来，河北即便在环京津的独特优势之下，也陷入“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实劣势，天津在竞争中也萎靡式微。严格说来，此前的京津冀还没有真正的经济依存关系。一枝独秀使得大量人口不断涌进北京，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爆发出来，交通拥堵，长时间的雾霾天气，严重拷问着北京的承载力。

    “环境污染、雾霾、交通拥堵等等一些北京的大城市病，这是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个特定空间的结果。这个特定空间聚集了大量的生产活动，生活功能、首都功能、经济功能、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想办法从更大的空间去考虑。这样，首都圈的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再布局，从经济地理来讲的地理空间的再布局，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战略在提速。同时，京津冀地区内生的经济发展需求也已经到了历史时刻。”李国平告诉记者。

    李国平说：“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沿海的一条快速发展线，最早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珠三角，到了90年代，长三角开始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北边的环渤海包括京津冀的发展速度逐渐跟上来，逐渐从沿海向中西部发展，逐渐向北方推移。”

    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每个区域都有自身的客观状况。但无论是在长三角或是珠三角，一个区域刚开始发展时，区域之间相互竞争大于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合作对彼此都有好处。因为通过合作，会产生分工，有了分工后，不同的城市可以专注地做自己具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生产。

    “比如说从价格角度来看，市场一体化的水平逐渐提升，各个地方的商品价格走向一致，虽然壁垒依然存在，但是逐渐在消除。大家开始考虑到自己的发展和周边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李国平解释，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比如说北京做服务产业，服务的对象规模越大，即周边经济越发达，那么服务才会做得更大。“所以现在的竞争不是和邻居的竞争，而是和邻居抱成团，和全球范围内的某个区域来竞争。”

    “在这些区域里面，大家的利益是有共通点的，比如环境污染问题，空气的治理应该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整体治理的。经济发展也是一样的，区域之内应该有明确的适合自己比较优势的分工，通过交换，大家共同发展。否则，互相之间恶性竞争，效率肯定是低下的。”李国平说。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和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首次将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提升到重大国家战略的高度。

    产业布局应呈现合理梯度

    那么，如今京津冀将要面临的任务是在大区域内的产业功能定位。近两年来，李国平的研究团队承担了教育部《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的研制。这份报告中指出，京津冀三地仍需在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强调分工和定位，即北京是一个知识型区域，天津是一个加工型区域，河北是一个资源型区域。

    据统计和资料显示，京津冀三地在10年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产业分布特征。河北省基本以是以钢铁产业、煤炭产业、电力产业、轻工产业为主，即第二产业为主导；北京作为人力资本中心、政治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使得人才大量集聚在此，主要做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围绕它的教育、文化、科技这些核心资源来发展壮大产业；而背靠天津港，天津有非常好的工商业基础、制造业基础，虽然赶不上北京的高端服务业，但天津的先进制造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的加工环节具有优势。

    京津冀三者有着非常突出的比较优势，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如今10年过去了，京津冀经济产业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三地连通交通先行。目前，京津冀已有多条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其中河北与北京已有6条高速公路接口，与天津有9条高速公路接口，去年年底，京津冀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正式联网运行，使区域内高速公路用户更加便利，高铁和城际铁路更将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大大地压缩。

    于是，北京提出建设知识型加服务型区域，金融、保险、旅游、文化等高端服务业，如今，北京的服务业已经占到经济的77%；天津也已经发展成为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服务型资源得到充分发挥，服务业在整个经济比重里也逐渐上升，逾50%；10年前的河北，基本属于资源装置型工业，随着北京逐渐退出一般的制造业，其中包括部分的高端制造，加上天津因为土地资源有限而无法接收的制造业，河北也已经走向资源加加工的产业结构。

    李国平总结，从这三者的经济发展程度看，北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河北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基于这个基本分工，京津冀形成了一个大体系，有服务业主导的，有加工业主导的，有资源型主导的，形成一个总合力。”

    各项资料显示，对于目前的北京，各种资源趋近饱和，为了更加优化经济结构，则需要退出一部分行业，留出这部分空间继续升级产业结构；对河北来说，接纳一些行业的同时也是在升级，这会形成技术梯度。比如今年年初，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搬迁消息传出，河北多地伸出橄榄枝。保定市长马誉峰更用5年免商户租金，渴盼批发市场落户白沟。

    “在北京，一些物流、批发产业，特别是一些区域性的物流、批发产业，需要逐步退出。因为北京地价高，人力成本也很高，交通本来就很拥挤，这种行业在北京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但河北来说，还需要大力发展物流、批发。如果把这个产业放到河北去，则能够改变河北原有的经济结构。当原来的钢铁、建材、石化、水泥等重化学工业，产能需要被抑制的时候，河北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一些区域性的服务业和原有的重工业相比，是更好的产业。”李国平告诉记者。

    “这是一个渐次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股脑的全部都变成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河北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总体来讲，这种区域分工过程中，各自的结构都是高级化的过程。”李国平说。

    企业应成区域协作主导

    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三省市需要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各地政府必然会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又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李国平举例，长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展程度较高，是因为企业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空间分工所形成的合作是促成一体化的根本原因。在整个长三角发展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是外资驱动的发展，大的企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企业，它的产业链比较长，同时在产业内部有一些功能性分布，比如总部、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不同的环节在空间上是由企业来主导和布局的。

    从经济地理上来讲，企业把总部和研发放在上海，把生产制造放在苏南，而市场营销又放在上海。这是因为上海地价高，苏南制造业基础也不错，一个企业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功能放在不同的地方，自然就形成广泛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无法阻断的，因为它是市场的基因，这就形成了由市场支撑的一体化。相反，在京津冀地区，首都的产业是服务业为主导，而不是制造业，相对的链条比较短，可能延伸不到河北去。

    另一个方面，长三角之所以这么快发展，也是因为苏南地区和上海的差距不大，长三角的城市也比较密集，同时生产水平和技术差距不大。而反观北京，河北和北京的技术落差很大，河北可以承接制造业的城市比较少，另外，京津冀的区域经济范围更加广，导致城市之间的距离很大，这些因素导致产生一种现象，北京最后干了所有的事情。

    “如果说长三角可以借鉴给京津冀的经验，就是要推进市场化进程，通过企业主体来推动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合作，使一体化的行为和结果有市场根基。政府推动可能只能起到加速的作用，根本在于市场的主导。”李国平说。

    不过，这些年状况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天津的制造业开始增强，河北的承接能力也开始增强，今后一些大的企业进入北京，也可以将总部和研发、销售放在北京，而把生产制造放在河北或者天津。这种企业慢慢形成主导的时候，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就能实现了。

    “那么政府能够做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进行引导。需要规划城市的功能定位，比如北京，应该制止新的制造业进到城里来，可以引导到北京郊区或是河北去。由政府推动、以企业为主导的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空间分工，这个一旦完成，想让京津冀不要一体化都困难。否则说一体化只能是喊喊口号，落不到企业层面。”

    在政策的鼓励和支撑上，政府可以做好一些关于区域空间分布的规划和导向。“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和政策是目前非常需要的。”李国平补充。

    制约因素不可回避

    京津冀一体化提速在即，那些一直制约着首都经济圈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如今已然无法回避。

    有人说，行政区域的分割阻碍了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而李国平认为，不应该轻易去考虑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这将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永远也调不完。“中央政府在协调这个区域发展中，应该发挥它的作用。国家目前也在着手编制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这种规划是顶层规划，是有约束力的。同时，每个省、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要发挥出来。但在大的方面，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空间布局需要定下来。”

    其次，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北京也亟须构建一个人口有进有出的循环体系。

    李国平认为，这首先需要现有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进一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提升。其次，人口的集中就是城市功能的集中，人是跟着就业走的，如果城市功能多区域发展，那么人也将会多区域流动，人口问题才能得到缓解。

    最后，李国平谈到水资源的问题。水对华北地区、京津冀地区，是一个最重要的制约条件。这种情况下，北方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量水发展战略。据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已经严重超采地下水，地下水的漏斗范围已经比北京的建城区域（城六区）要大得多，而且地下水位连续下降，已经到了地下25米左右，并每年继续下降1.5米以上，这对地面沉陷和建筑物寿命都将会产生影响。

    李国平说：“未来，即便有南水北调，北京依然会缺水，水对北京的人口、生态、产业的制约是非常大的，京津冀在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另外，如果地下水都没有了，树种下去也不可能健康生长，这将使得北京的环境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北京发展节水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