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没有人反对。”当地时间12日晚，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用力敲下法槌的那一刻，坐满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谈判代表的巴黎北郊勒布尔歇会场出现了片刻的寂静。历经20多年的全球博弈，成功在这一刻却来得如此之快。

 

    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就在随后迸发的欢呼、泪水、拥抱和数千名外交官间的相互致意中诞生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6年之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这份《巴黎协定》，包含了近20年间气候政治中各方力求推动的“长期目标”、“气候资金”、“行动力度”、“透明度”和“适应（行动）”等五大关键要素，是第一份全体缔约方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引发全世界关注的是，各方决定“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使人为碳排放量降至森林和海洋能够吸收的水平）”。

 

    正如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所说，此次《巴黎协定》的重要意义在于，为2020年后全球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制度性的安排。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勋爵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同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巴黎协定》是一个转折点，该协定为各国加速长效的低碳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机遇。”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近200个缔约方一致通过的《巴黎协定》共29条，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

 

    如果想概括这份近16600个单词的《巴黎协定》，可以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划分为基准，简化为五大关键要素：第一，旨在达到净零排放的“长期目标”；第二，每五年盘点一次的不断加强的“行动力度”；第三，保证实现气候承诺的加强“透明度”；第四，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第五，帮助世界最受气候变化影响人群的“适应（行动）”。

 

    在长期目标方面，《巴黎协定》提出了上述2摄氏度的控温目标，并写入了1.5摄氏度的努力方向，明确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根据协定，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如何来具体理解这样的全球目标？WRI全球气候项目主任摩根（Jennifer Morgan）在《巴黎协定》即将达成前的一场专家解释会上称，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话，2080~2090年全球将实现净零排放，而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则意味着2060~2080年实现净零排放。

 

    不过，包括斯特恩勋爵在内的多位参与会议的中外专家在谈判过程中亦对记者表示，目前对于“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缺乏科学论证基础。

 

    控温目标的艰巨性牵涉到另一项关键要素，即“不断加强的行动力度”，这也是会议最后两天中最难达成共识的“硬骨头”之一。

 

    为此，《巴黎协定》指出，从2023年开始，每5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

 

    与此配套的是“透明度”这一关键要素。《巴黎协定》决定设立一个透明度能力建设倡议，以便在2020 年前后建设体制和技术能力。

 

    WRI在最新的专家评估报告中表示，通过这一增强透明度的框架，所有国家都将被要求报告其排放量，并定期为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而跟踪进度，其中各方提供的信息将受到专家审查和多边审议。与此同时，该框架提供了灵活性和支持，考虑到了不同国家的能力：发达国家将报告它们所提供的资金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将汇报它们需要和收到的资金以及支持。不出意外，另一大关键要素资金问题，也是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两天中最难达成共识的“硬骨头”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从而帮助后者减少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在2025 年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将在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优先事项的情况下，设定一个新的集体定量目标：每年最低1000 亿美元。

 

    “这意味着将以1000亿美元为起点，只能比这个高，不能比这个低。”某发展中国家前气候谈判代表对记者表示，在资金方面此次出现融资路径设定，这样的文本语言和成果，的确是历史性的，以前在她参与谈判的时候，这样的成果是无法想象的。

 

    实际上，此次巴黎谈判的重点之一，就是2020年之后钱的落实问题。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会议期间表示，中方的看法是，2020年之前必须兑现承诺，2020年之后，在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必须增加资金规模，支持发展中国家。

 

    在最后一个关键要素、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动）”上，《巴黎协定》明确建立一个加强适应能力、气候韧性并减少脆弱性的全球目标。WRI在专家分析报告中认为：“加强适应的行动力度在周期方面，和减缓行动（即减排）的周期设置也是相似的。”

 

 

    全球气候协议达成后，解振华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巴黎协定》是一个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传递出了全球将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积极信号。

 

    解振华表示，中方热烈祝贺《巴黎协定》获得通过，虽然协议并不完美，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内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向前走出历史性一步。他强调，一分纲领，九分落实。协定已经谈成，下一步的关键任务是落实。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推动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解振华表示，中方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继续兑现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积极落实自主贡献，努力争取尽早达峰。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气候、能源与环境高级顾问杨富强说，巴黎大会再次印证了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姿态越来越开放与自信，在南北方国家之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协调作用，促进了不同集团阵营的互信与共识。

 

    由于人口、经济体量、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总量巨大，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2014~2015年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中国提出争取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还是全国碳市场启动时间表出台，以及中国将为南南合作出资31亿美元，都是由高层领导人宣布的。

 

    事实上，中国的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之路正愈加明朗。在10月底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绿色发展已成为未来五年规划的主要战略之一。

 

    杨富强说，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有望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管理方式。将于2017年启动的碳市场，以及继续推进的电力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都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低碳转型的重要推手。

 

    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5年煤炭消费量持续走低，同比下降明显，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或已在2014年达峰。现阶段，国内就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能源转型展开多种举措，有望在2020年实现煤炭消费在总能耗中的占比从2014年的66%下降到57%，提早实现碳排放峰值。

 

    创绿中心研究院研究员李莉娜表示，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减缓和适应两条腿走路。适应问题对中国而言也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2013年7月，发改委会同环保部、科技部、国土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组织起草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3-2020年）》，制定了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战略部署，2013年底，发改委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总体来看，中国的适应工作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李莉娜认为，目前适应工作在机构设置、组织管理和工作内容上都还比较分散，缺乏总体统筹、地方各级各部门的落地以及与其他相关工作的衔接，具体的资金、技术支持和保障尚未明确。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都应该在不同层面发挥重要的政策建议、科学研究和落地项目等作用。

 

    “展望未来，气候议题在内政和外交上的黏合性将越来越强。”杨富强说，相信在政策、技术、市场和社会的多方合力下，中国将能够全面协调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家情况的转型道路，并为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提供支持和帮助，树立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