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长沙4月22日讯（记者 冯钧）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高峰论坛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了题为《“十一五”规划与增长方式转变》的演讲。他提出，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企图沿着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按照苏联的增长方式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工业化道路是以采取投资和资源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支持经济增长。而这种照搬他人经验的道路，尽管在当时中国上下一片热情，却仍免不了“大跃进”一类的巨大灾难。

 

　　中国经济走错了路，从1979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增长模式的调整。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直到“九五”计划，我国明确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就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虽然有这么多的议论，而且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增长方式一直没有能够转过来。

 

　　“为什么没有转过来，那就是体制的原因。”吴敬琏说。他认为，实现转换体制性障碍迄今还没有消除。首先，政府仍保持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其次现在仍以GDP增长来衡量官员的政绩，再次我国存在的财税体制的缺陷，要素价格扭曲等情况，让各级官员易于回到传统的增长模式中。

 

　　而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随着市场体制完善程度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让许多问题在近些年来变得突出而尖锐。比如有效地配置资源，煤电油运及其它资源的高度紧张，生态环境破坏，愈来愈难解决的就业，金融问题等。

 

　　吴敬琏说：“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的首要要求就是按照资源禀赋状况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他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密集、易于造成环境破坏的重化工业，无异于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他列出一组数据：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起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而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数据表明，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1/3，而且从80年代到现在，重工业就业状况持续恶化。

 

　　十一五期间，我国应该坚持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

 

　　他说，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技术创新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健全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人才市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技术创新关键是改变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体制，实现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吴敬琏认为。

 

　　而消除体制性的障碍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为了保证市场制度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政府职能必须到位：提供法治环境和公正执法；运用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义务教育；构筑基本社会保障网络。”吴敬琏说。

 

　　他还强调，企业家对改善制度环境能够起到积极作用。投身改革、推进改革也是企业家的责任。现代企业不仅应当关注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公民”，还应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而结交官府、寻求租金决不是企业家处世兴业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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