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今世界政经格局，中国在本次APEC北京会议上高调阐述的有关建立亚太自贸区的主张和“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愿景，究竟对于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有多大作用？如何让地区伙伴坚定参与中国这一宏大战略？中国的战略如何规避经济和政治风险？要实现目标，还应有哪些更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11月29日，在本报主办的“华夏思想汇”系列沙龙活动上，诸位研究经济战略、外交战略和企业战略的知名学者就“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新布局”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话题涉及大国关系、地区争端、中美融合等问题，也涉及更进一步的战略设计问题。其中部分内容刊登于此。

　　“华夏思想汇”是由《华夏时报》主办的高端沙龙系列活动。定期邀请国内知名政经界学者，以权威、高端的视点及时剖析重大经济现象、探讨重要政治经济理论、解析国际关系及中国对外战略、直击与经济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等。

　　管益忻：2014.11: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大节点

　　今年11月接连举行了APEC会议、东亚峰会和G20峰会，这三场全球会议可以说是习总书记执政以来外交场理念最为全面的一次展示。此次北京APEC会议成功地分化了以美国为主导的PTT对我们的压力。我对PTT有所担忧，为破解其背后的问题，中国启动了东盟自贸区，此前就开启的中日韩自贸区，再之后是此次提出的亚太自贸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全球化战略运作。这一战略中蕴含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对外或是对内的常规战略。然而，中美在运用这一战略上存在差异，美国更倾向于将“不同”放在前面，而将“和”放在后面。中国则与之相反。将“和”放在前面，且为总纲领。中国将在“和而不同”的思路指导下和平崛起。

　　经济系于政治、系于文化，也系于外交，系于军事。2014年11月是中国经济迈向全球化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时空节点，2014年是中国全方位、大视角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时间刻度，是走向大G(大集团)化元年。其重大战略意义之一是我们从仅仅为规则的遵守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之二，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起自己的旗帜。在世界历史上，过去叫做“欧洲中心论”，或者“美国中心论”，如今第一次迈步向“中国中心论”演进，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现在国际上都认为中国正在成引领的力量，当然我们自己还是要实事求是、保持低姿态。之三，要调度重视G(大集团)化的战略意义，欧佩克仅12个国家组成，只占世界1/3石油产量，只因一个声音讲话，就使国际油价大降。

　　不管西方世界设计了一个如何美妙的蓝图，当今的世界确实已经是两种资本体系的较量，传统的两个阵营不存在了。但是中国实际上是在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资本体系。无论是APEC，还是东盟10+3，还是我们与欧洲的联系，其实都是一种资本实力的较量。

　　另外，不管是在气候谈判，还是在其他有关国际议题上，美国开始比较认真聆听中国方面的建议了。两国的合作模式正在由“华盛顿共识”向“北京共识”靠拢。在投资方面，今年10月底中国首次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这是西方世界难以想象的。虽然我们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这种成绩是外界不得不承认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更应该回过头来梳理自己的产业资本发展史，之后再倒回去研究西方的产业资本发展史。比较看来，美国经济的先天优势非常好，当时建国时的13个州就相当于是特区。正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说，美国的崛起就是靠这13个州崛起的。英国人统治时期，对于这13个州没有实行“原料低价进、产品高价出”，而是平价政策，还给予很多优惠。其实，中国封建社会时也有特区，比如山西运城的盐场，宋朝财政十分困难的时候，曾派包拯去整顿。此地盐场缴税额占到朝廷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其中运用了股份制，当然这与西方的股份制不一样。山西后来首先出现票号，也是因为它有了产业基础，才可能有金融资本的出现。

　　庞中英：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不是另起炉灶

　　我这些年来的专业领域主要是全球问题，包括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世界外交，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最近几年，中国的对外关系，包括对外经济关系，其实一直面对着不太好的形势，甚至是险恶的局面，我们面对着巨大的艰难的挑战。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点，或者故意视而不见。目前，中国外交，包括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到底如何评价这些进展？难道是中国对外关系高歌猛进了吗？难道是中国外交更上层楼了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也许是因为我们深刻反思，在绝处逢生，在困境中看到了柳暗花明。比如，TPP其实对中国的挑战仍是巨大的，我们通过在APEC制定FTAAP的路线图，以及相继与韩国 、澳大利亚的双边自贸协定成形，仅仅是对TPP冲击的初步化解。接下来，我们仍然不能过于乐观，仍要保持清醒头脑。

　　关于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我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样说很不妥。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二战结束后仍然年轻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名作”，是一个详细的战略、政策建议，后来被美国政府和军方采纳。“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二战之后提出的，具有冷战背景，为与苏联竞争，美国需要先扶植西欧。“马歇尔计划”中还包含有多边战略，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战略措施，我们现在还远远达不到。

　　而我们现在的这些以各种基金和开发银行为名的对外经济合作计划，无论在背景、动机、形式、内容、对象等方面还不能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即使借助“马歇尔计划”来形容中国的这些倡议和计划，几乎是画蛇添足的当下版。如果非要如此，这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是不可行的，甚至是自杀行为。为此千万要谨慎。

　　“一带一路基金”、“金砖发展银行”的资金是从何而来的？来自中国经济的“美元化”，即主要是作为我们的问题，而非成就的所谓天文数字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

　　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昨天的美国。道理就这么简单。

　　分享一下我上个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关于G20峰会的一个国际研讨会的情况。在《布里斯班G20公报》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强调，要“加强全球性的机构或者制度”，这就是该公报第二部分的内容。这是他们在布里斯班达成的主要成果之一。中国目前的上述对外经济合作计划，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外界，尤其是西方解读为中国挑战现存的全球制度，尤其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制度。但这次习主席在G20同意和强调中国也一样支持加强全球制度，而非弱化全球制度，就很好地回答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与全球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主张改革IMF、加强以WTO为主的全球多边自贸体制，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而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支持世界银行搞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愿意把自己的“一带一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纳入全球计划中。中国通过G20平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在世界经济秩序问题上，尽管中国要求改革IMF，尽管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有声有色，但是，中国绝不是另起炉灶去谋求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一点是明确的和必须的。

　　在布里斯班，我目睹了澳大利亚提名、其他国家(除日本外)都同意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中国最后争取到了2016年担任G20主席国的国际领导机会。G20代表了一种全球大妥协、大合作。不管其合作多么困难，但确实非常必要，是“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即将主办G20的中国，更需要全球框架、全球制度，而不是另起炉灶；一个越来越依赖外部世界的中国，更需要全球框架和全球制度的保证。现有的全球框架和全球制度稍加改革，或者得到加强，都符合中国的长远和深刻利益。

　　黄剑辉：创造性地开发非洲市场

　　我最近的一项主要研究是中国如何在非洲寻找投资机会，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哪些可以用于亚非拉。借助苏州工业园的模式，国开行研究院提出了在非洲构建一种国际化、公司化的平台设想。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非洲为什么发展得不好。首先非洲面临制约发展的地理因素。从全球尺度上看，发达地区往往位于欧亚、北美等东西走向的大陆，相对南北走向的非洲、拉美洲大陆而言，地理一致性较强，从而为文明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而非洲大陆的南北走向和纬度位置，决定了其地理环境基础的薄弱性。造成非洲地区人类文明发育进程相对迟缓，其中，农耕文明发育进程的“慢半步”是导致现代文明发展落后“一大步”的关键所在。再加上历史上的奴隶贸易、殖民影响，以及一直存在的制度障碍、政治不稳、人口素质偏低、基础设施匮乏、资金短缺、外部因素、经济全球化、国际援助与外债等因素，非洲各国虽自二战后进行了政治独立在先、经济独立于后的长期奋斗，但由于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长期匮乏，其未来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在对非洲的投资策略中，我们认为要坚持本土化原则。因为非洲国家地理环境复杂，社会文化结构多样。只有积极探索与国情区情相适应的发展道路，才能保障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实现多元化发展，因为非洲国家普遍产业结构单一，出口产品比较集中，与全球经济融合程度较低。非洲还应改革与开放并举，即在借鉴国际成功发展经验、构建适宜的发展模式的同时，融入全球化进程，将资源禀赋转为资源优势，同时吸引资金、技术等，发挥后发优势。

　　我们的研究是以非盟制定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为基础，通盘考虑到我国对非洲的战略需求，从交通、能源、信息通讯、水资源、农业、矿业、开发区等七个领域研究中国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路线图。具体的项目上，我们整合了行内外专家资源，搭建了非洲基础设施规划研究平台，意在加强对非的空间布局研究，创新投融资机制体制。比如农业方面，可在社会经济水平较高、资源较丰富的北非地区，打造我国优质农产品走向非洲的示范基地；在西非和东非地区，拓展农业投资广度、深度。在设立开发区方面，我们建议可在资源多样性较强、与我国农产品贸易活动最为活跃的南非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差、资源禀赋一般的中非地区，进一步加强农业援助力度，通过发掘优势资源，推动地区脱贫工作；在条件好的港口参与临港加工贸易区(自由区)的投资，重点是南部非洲的南非、东部非洲的肯尼亚 、吉布提、西部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家；可在资源丰富国家设立资源加工区，如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赞比亚 、刚果(金)等国家；还可考虑在中部非洲土地资源丰富、水利条件较好的国家设立农业加工贸易区。

　　能源方面，可重点关注大型水电项目，将电网互联以满足预期的需求增长。比如在东部非洲协同推进水电建设和互联电网，在西部非洲增加电力供应、推动互联互通，在南部非洲调整电力结构、扩大电力输送，在北部非洲扩大投资，关注非油气发电，在中部非洲重点发展水电。刚果(金)未来的重点水电项目是大英加电站项目，建成后可成为世界第一大水电站。

　　我们还在研究运用开发性金融方法来创造性地进行非洲市场建设，构建“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公司”，作为推动非洲发展的新型投融资平台。

　　阎雨：世界经济集聚三大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高负债、高赤字、高失业、低储蓄、人口快速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贸易与投资的份额持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引发新的摩擦与风险，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与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

　　当前世界经济集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力推制造业振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本国产业发展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频频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对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以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绿色贸易保护等手段进行打压。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国家则实施知识产权壁垒、技术性壁垒、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措施，防止技术外溢。

　　二是全球对新兴产业与技术制高点竞争激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世界共识。当前，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从中长期观察，页岩气开采技术、空间探测技术的突破与大规模应用，对全球能源结构、能源价格、地缘政治将产生深远影响。发达国家还企图通过主导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规则，包括约束性减排义务、边境碳税等手段，在未来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领域占据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各国围绕新兴技术与标准、知识产权、人才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多样。

　　三是流动性过剩风险。金融危机后，出于救助危机、刺激增长、降低融资成本、稀释外债成本等多重目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世界经济面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向我国传导了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套利风险。

　　产业空心化、过度金融创新、政府债务危机，揭示了以经济效率、工具理性为中心的西方发展模式的重大缺陷，引起了价值观、人性假设、发展终极目标的巨大偏差。过度消费、举债度日、对利润的过度追求、政府缺乏调控、疏于监管等，以及新自由主义模式和金融过度虚拟化遭到了世界的诟病。据IMF预测，2014年美国和欧元区政府债务率仍将分别保持在105.7%和95.6%的较高水平，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但西方国家除了以债养债、增加货币供应来长期保持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对债权人转嫁风险，仍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一方面，极力推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试图将气候变化、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等纳入国际规则，通过签订排他性贸易投资协定削弱全球多边经济体制，继续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高利润环节，控制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肆意炒作，中国外部经济环境错综复杂。而中国自身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主动寻求定位，尽快做出调整。

　　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渠道，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傲慢及其源于个人主义的规则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国际经济合作注入更合理的价值理性。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崛起，富而知礼，兼济天下。

　　郭云涛：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中国正在路上

　　“一带一路”是个大手笔，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在经济影响的层面，以及在中国在世界的布局角度上看，它都是影响深远的。“一带一路”覆盖的区域有44亿人口，经济总量达21万亿美元，这两项分别占全世界总量的63%和29%。“一带一路”覆盖、辐射了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这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一次创新性运用。“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还为中国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打开了一个缺口。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迟迟不调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国家的份额，中国发起建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壮大以后，中国手中可握有更多筹码，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进行改革的压力。

　　“一带一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是中国在改变世界战略的格局，这是国际战略上的较量。今后5到10年将是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新格局逐步形成的时期。要把“一带一路”做好，就不能脑袋发热，不应调子太高，先扎扎实实去做；一定要与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结合，才能够既拿到资源，又实现我们的战略意图，与这些国家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决不能单纯把这些东西当成经济问题，还应该要把我们的文化和理念带出去。只有在文化和理念上形成认同，这种关系才能稳固，才能可持续发展。

　　此外，亚太地区今后十年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是8万亿美元，光南亚需要的资金就有2.6万亿美元。丝路基金的400亿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丝路基金应该是400亿美元)。所以一定要在投资上打组合拳，要把投资、融资、保险 、证券等结合起来，把先进的技术文化输送出去，像血管一样延伸到“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区去，再把营养输送回来，形成强有力的战略格局。

　　屠新泉：中美合作必不可少

　　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应该说是中国近几年在战略上或者说是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上，第一次比较主动的出击。近几年美国在贸易战略上有很大的调整，加入并扩大了TPP，后又发起了TTIP的谈判。美国在包括服务贸易、环境产品等其他领域也发起了一些诸边贸易谈判。这与美国以往“重多边、以双边为辅”的战略模式相比，有很大调整。在我看来，美国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这并不一定是美国想要的结果。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目前对多边体制的控制能力、影响力大大下降。这与20世纪90年代WTO成立时相比有很大变化。由于新兴国家崛起、WTO体制中决策机制等因素，使得美国无法操纵整个议程。虽然近期美国和印度就贸易便捷化协议达成共识，但大家对“后巴厘议程”的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目前来看，一个主要因素是力量对比问题，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尤其和美国、欧洲)在经济发展以及贸易理念上还是存在很大分歧。

　　对于亚太自贸区的谈判，如果要真正推进，中美的合作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这时候要看谁主导谁，或者说谁影响谁。美国之所以阻挠，是想等各国不分心地谈完TPP，把美国的标准固定下来，然后把TPP的标准搬到亚太自贸区谈判上。至于中国贸易谈判战略方面的问题，方向应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比如说我们在十八大以后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谈判，包括结束了跟韩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双边协议谈判，我们想要开放的决心意愿是有的；但是在如何实现比较平衡、有利的谈判策略上，目前来看还是有所缺乏的。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谈判潜在的进攻利益，其实更多还是在新兴大国。

　　我认为，中国还是要跟美国合作，这是没办法回避的问题，不管哪种层面都必须要合作。但同时，要利用与美国合作的机会去开拓其他国家市场，而且应该把更多国家拉进来，获得新兴大国的市场和他们对于国际格局制约的影响力。

　　编者观点：中美各领域加速融合是个大背景

　　世界处在十字路口，但2014年11月，中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规划绘制完成。从全球化的视角看，中国的这一步，不仅事关中国前途，也事关世界前途。而中美在各领域不断加速融合的趋势，则是影响未来的最重要因素。

　　中美经贸等领域现在加速融合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融合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入。

　　本次APEC会议期间习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奥巴马，两人在很多方面取得共识。正在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有可能在年底前就达成一致，明年就启动负面清单谈判。中美还通过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将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加强清洁能源、环保领域合作。另外，如果中美《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谈成功，除了目前中美达成共识的约200项产品采取零关税，这份关税减让协议将意味着中美之间有更多的产品采取零关税。

　　特别是中美宣布将为对方国家商务、旅游人员颁发10年多次签证，为留学人员颁发5年多次签证，实在意义重大。在正式对外发布这一消息当天，美国就开始按照新的互惠协议发放签证。也就是说中国公民赴美商务和旅游签证最长延长到10年的政策已启动，这对于包括经济在内的中美两国对外战略来说，都是一个大事情。所以美国人发声明说，“新的签证安排将进一步密切中美经贸、投资、商业和人文联系。”

　　如同本报总编辑水皮不久前在美国考察看到的情况那样，至少在民间层面，中美社会的融合开始出现。比如纽约街头到处是中国人，仅圣路易斯这个20多万人的城市就有300多家中餐馆。社会融合中肯定有资本融合。纽约有中国一些知名地产公司的工地，有地产企业已经进入了洛杉矶和芝加哥。资本的融合到最后，一定会有文化的融合。国内很多电影投资者在找美国制片人合作，以后美国人拍的电影中也会有越来越多中国元素。从历史上看，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文化融合能力都很强。两国在各层面、各领域互相融合的进程将不断推进。

　　去年的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5200亿美元，中美的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双方人员往来超过400万人次。有些研究报告认为，中美将在2022年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利益关系将越来越紧密。而“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更开放姿态融入合作，造福的是两国经济和两国人民。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次奥巴马来中国第一天就说“当美国和中国能够有效合作时，全世界都会受益”。

　　中国在APEC会议上主动邀请美国和亚太地区各国参与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大家共同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和便利，共同促进和分享亚太和平和繁荣。在中美两国积极参与下，2014年APEC北京会议顺利绘制完成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正式开启亚太自贸区进程，为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为亚太地区长远发展和共同繁荣指引新方向。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考虑到了美国的角色，也拉开了大国外交的序幕。

　　当今全球政经格局发生重要调整时刻，正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巨大空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逐渐展现“大国外交”轮廓，以大国风范和气度，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动形成了中国面向欧亚和跨太平洋地区的开放大格局。中国与全球各地区经贸及其他领域的这种加速融合，正是以中美经贸等各领域不断加速融合为大背景，这是个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