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4000多幢形态各异、错落有致的高层建筑直插云汉，仿佛一座座立体的岛屿，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的道路是河流、港汊，汽车就是游来游去的鱼。。。。上海的城市建设，以“高度美学”支配着现代化的向度。诸葛培智驾着自己的座驾——标致307，在熟悉的“河网”中熟练地酣游：“我是四十学外语，五十学电脑，六十学开车，”他不无自豪地笑言。人老最怕心老，而七十二岁的他，却有着一颗二十七岁的心，在他的身上，因年过花甲而常见的固步自封、得过且过的状态全然不见，对年轻人喜欢的新潮时尚的东西却乐此不疲，欲罢不能。当然，也是工作的需要。微信群里，他半自嘲半自诩地取名“帅爷”，常对行业中的热点问题发些个人看法，也顺带发个无伤大雅的段子，让人忍俊不禁，这是最新版的：习奥夜晚散步在中南海瀛台，奥问：你这么胖为什么还要吃包子？习问：你这么黑为什么还要住白宫？他是“精神作用于物质”的活标本，活到老，学到老，青春得以不倒。

 

    位于南京路上的万豪酒店38层的茶室，玻璃壶中的菊花瓣在水中一点点舒展，茶水由白转黄渐呈琥珀色，氤氲的水汽袅袅上升，诸葛培智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他的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绝无吴语的绵软，谈话既有北方人的爽朗幽默，办事又不乏南方人的精明细致：日程安排井井有序，时段划分一清二楚。这南北之长如何融于一体？听了他的介绍方才明白：“我父亲是北京通州人，母亲是广东人，我出生在重庆，三岁时到了上海，十九岁在北京上大学呆了七年。二十三岁到贵州参加大三线建设，三十八岁到上海工作。”“嗯，您的历史还真复杂”，笔者忍不住和他开起了玩笑，他也朗声大笑。他有一句口头禅：“这里面有个故事。。。。。。”我们的采访就从一个个的故事中开始了。

 

 

    灰色的画布上，几排红点子，灰色是北京胡同两侧的墙常用的色彩，红点表示胡同里的红漆大门。这是上世纪初一个来京旅游的土耳其画家笔下的“北京印象”，有点抽象画派的意思，也有点像文学里的白描手法。

 

    故事要从民国时期的北京说起。那时的北京，天是蓝的，城市是灰色的，现代文明之风吹进了八百年的古都。诸葛培智的家在京城称得上是书香门第：爷爷是前清秀才，姥爷是中国孔教学校的校长。父亲毕业于东吴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隐秘的命运之神把父母两人连在一起：他们同分到北京教中学，相同的地域、职业、教育和家庭背景让两人擦出了感情的火花，然后，是一个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故事：不期而至的姻缘却遭到女方家长的反对，理由来自年龄的差距：男方比女方大十岁。然而，只要有爱，什么都不是障碍，他们选择了离家出走，辞职到一家医疗设备厂工作，时值抗日时期，随厂搬迁到了重庆。故事的结局平静得令人失望：于是，爱巢在陪都筑成，爱情的结晶也顺理成章地在这里诞生。抛却那些罗曼蒂克的臆想，有情人终成眷属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抗日战争时期，缅甸战场既是中国和太平洋两大抗日主战场的战略结合部，又是东南亚战场的主要作战地区。中国军队曾两次进入缅甸，展开对日作战。不仅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中、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提高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战争能量，而且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诸葛培智的父母曾多次随厂把药品送入缅甸战区，支援那里的反法西斯战争。热带雨林中的红土地，掩埋着几十万生命的生死故事，金戈铁马，血肉拼杀。父母的这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诸葛培智所知不多，但也给他那颗幼稚的童心里，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抗战胜利后，药厂迁至上海，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是我国第一家生产青霉素的厂家。诸葛培智随父母来到了上海，一直到高中毕业。

 

    七岁上了一所教会学校——景林小学。校园里的景林堂在上海颇有名气：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在此订婚。同学中有一女生叫俞丽拿，日后她和陈钢合奏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在大陆流传多年，历久不衰。  

 

    1949年的4月，长江上千帆竞发，炮声隆隆。一天，夜半时分，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闯进来几个国民党士兵，一进屋就嚷着要吃饭，饭毕，抹抹嘴就走。他迷迷糊糊地睡到天亮，推开窗子，却看见一排排的大兵睡在马路上。几个报童迎风在街道上跑着，一边挥舞着报纸，一边喊着：“上海解放了！”士兵，睡马路，解放，尚属儿童的诸葛培智自然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然而这几个场面，却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上海，这座中国最商业化的城市，诸葛培智在这里生活，成长，黄浦江水奔腾着他的梦想。他度过了小学、中学时代，参加了高考。那时，社会上流行的话（也是家里灌输的信念）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报考理工科是理所当然、志在必得。填报志愿时，除了上海的工科学校，他填上了五年制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十多年来，他就在南方生活着，大自然的孕育、破芽、生长、成熟和枯黄，一年一个轮回地演绎，年轻的心身也被江南水乡的绿色反复清濯着、浸染着、滋润着，虽然从思维方式到生活习惯他已经彻头彻尾地南方化了，但在本质上，从心底里，那种粗犷、豪放的北方基因他还是摆脱不掉，往往在关键时刻左右他的行为。对他而言，北京始终有一种磁力，一种他时时感受到的祖先故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两个月后，他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北京。

 

 

    北京，城楼、园林、胡同、街道，那些在书里，照片里，电影里无数次见过的画面，终于以实物的形态出现在诸葛培智面前时，一种沧桑感和紧迫感在历史的厚重和流逝中油然而生，他体会着不同的心跳和深浅不一的呼吸，走进了校园。

 

    一个男孩，怀揣着澎湃的激情，久违的灵魂在梦想、在骚动。

 

    进入一般人心目中“高不可攀”的大学殿堂，无形中提高了诸葛培智的自信。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硅酸盐，这个过去听都没有听过的术语，在他的脑海了有了概念，有了轮廓且渐渐地清晰了。在这个术语的引导下，他步入了水泥领域。有了专业意味着有了人生的方向，但生活的路绝不可能像水泥铺就的道路那样平坦，这一点他十分清醒。清晨，退隐的雾气打湿了书页，夜晚，迷离的月光濡染了墨迹，那些教科书、笔记、专业术语整天在他脑海里奔突着，碰撞着，跟随先知的智慧，探寻概念、公式的正确含义，再让时间的潮水拍进心底。不懈的努力使他很快在同学中崭露头角，在班里担任了副班长，并被委以辅导尼泊尔留学生的任务。他将这“额外的负担”视为复习的良机：上课时记一次笔记，为辅导留学生再整理一遍，从而学得更加扎实。不久，他又担任了院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校园，校风淳朴，学风浓郁，坚定地置弃着不合时宜的情调思潮。每年寒暑假，诸葛培智都往来于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之间，披着北方的雪花，捎来南方的春色，紧张的学习之外，透着一份潇洒。一晃五年过去了，毕业前夕，他们接到参加“四清”运动的通知。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对四清一词恐怕是一头雾水，不知何意。这场发生在五十年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曾声势浩大地波及全国城乡，只是相比其后发生的文革，不免是小巫见大巫，而被文革巨大的阴影遮掩了，只作为极左路线的一个链环记录在历史中。在那个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诸葛培智他们对这个通知并不意外，伟大领袖对解放后的教育现状很不满意，认为大学依然被资产阶级统治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青年学生有必要到农村基层去，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课。于是学文件，表决心，打起背包就出发，来到了甘肃省天水市深山老林里的一个小山村。整个运动大致分三个阶段，开始是学习文件，访贫问苦。这阶段要求摸清本队各户阶级成分，分清敌我友，为下一步斗争找出革命对象和依靠对象；第二步是揭盖子，发动群众揭发大队领导班子的贪腐和作风问题，查证落实；最后是整改清理阶段，在清理后的基础上组成新的领导班子，才算是功德圆满，完成任务。

 

    像极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挥动长矛，对着风车作战。但谁也不敢这样想。

 

    尽管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农民生活的贫困还是让诸葛培智大吃一惊。村里没有水源，吃水只能到山下挑。俗语说：水贵如油，这里是既无水更无油，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死亡。他怎么也闹不明白，在这个四分之三被水覆盖的星球上，水竟是以如此磨砺生命的状态存在着。贫困还远不止此，山里人家大多没有被子，冬天仅靠着牛粪烧土炕取暖；吃饭，更是勉强果腹而已。如此贫困，何来贪污？革谁的命？一股巨大的悲哀侵袭了他的全身。

 

    比物质匮乏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乏。刚到村里，有人问他们从哪来？答曰北京。又问：北京在哪，有俺村大吗？开全村大会时工作队宣布：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下面有人发问：毛主席是谁啊？

 

    哭笑不得的荒唐与苦涩。最经典的黑色幽默。

 

    苍凉的群山是阳性的，有一种力的线条。时间的利刃在山脊刻下痕迹，以山民的眼光看，恒古不变，变化的，只有生老病死。

 

    山里人每天下午四点就关门闭户，不再外出。问及原因，答曰有狼。初始不信。一天下午诸葛培智到公社送文件，回来时天色已晚，一双绿莹莹的眼睛跟了他一路，他也胆战心惊了一路，所幸只是与狼共行而未共舞，有惊无险。方知山民所言不虚也。

 

    四清工作队队长叫白献国，此人参加四清也是有故事的。他原是天水地区专员，“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水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消息传到中央，毛泽东闻之大怒：白献国，你真是把国家白白献了！遂降至县委书记使用，下基层搞四请。自然灾害的直接诱因是大跃进导致的经济失调，白队长蒙冤受屈不说，名字还让领袖做了另类解读，只好自认晦气：下辈子姓黑也不能姓白！白队长熟悉农村，熟悉基层，对工作认真负责，对组织决定无怨无悔，诸葛培智在他手下任秘书，获益颇多。

    另一个故事更为有趣：由于诸葛培智工作出色，得到上下一致认可，党支部会上，十几个人全票同意他入党，可那时他连团员都不是。然学业优异可以跳班，政治进步岂不也应越级？上报北建工党委，被立马退回：团员尚且不是，何谈入党？

 

    参加四清运动，对于诸葛培智这些青年学生来说，不失为一次真实的国情教育。阶级斗争这一课他们没有补上，却目击了底层百姓灵与肉的双重苦难，感受了农村的落后，农民的艰辛，现实对观念的解构增加了他的使命感：在中国还有许多事情等待着他们去做，去完成。

 

 

    1966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本应该毕业分配的他们，却因文革而留校待分配。诸葛培智嗅到风暴到来之前的一丝诡异。一天，学校来了一批身着黑衣，手持白扇的不速之客，看似训练有素，到校后即将所有制高点控制。据说是中央首长要来校视察，这些人是中央警卫局打前站的。首长何人？刘少奇是也。此时其夫人王光美也在清华大学视察。然而文革半年后，两人即在政坛消失，局势变化之快，让人始料未及，此乃后话。刘视察后，毕业班到北京琉璃河水泥厂做毕业设计，似有进入正轨的趋势。然到后仅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播出了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随后，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至此文革风暴，一发而不可收拾。

 

    学校彻底停课了。大字报铺天盖地。校领导被轮番批斗。教育、知识和纪律退缩至无。政治的奥秘、斗争的玄机让诸葛感到晕眩、困惑，乃至无法适应。思想迷失于宏大的政治话语的海洋中，他只能求助于直接感知的本体，给自己制定了“挑战极限”的目标：一是从西直门校区长跑10公里到颐和园；二是借天津同学结婚之机，骑自行车120公里到天津去；三是践行革命大串联，步行1400公里到延安。三个挑战都如愿完成了。

 

    1968年，盼望已久的分配方案终于下来了，四个面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农村。由于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一部分工业要转移到国家腹部，即中西部地区，三线建设随之兴起。那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成为诸葛培智他们分配到三线的注脚：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为了让伟大领袖睡好觉，他们来到了位于贵州省六盘水特区的水城水泥厂，时称建材部125厂。

 

    125厂的来历也有个故事：巴基斯坦曾建一工业区，三分天下：美国提供发电厂，苏联提供钢铁厂，中国提供重型机器厂。三个国家的工厂形成竞争态势。中国援建的工厂建成后，巴方咨询周恩来总理生产什么？周答：生产水泥装备，建水泥厂。建厂的设计任务交给北京水泥工业设计院，设计院以华新窑为蓝图，绘制出全套水泥厂图纸。总理的工作作风一向是谨慎小心，举轻若重，“外交无小事”，图纸毕竟是纸上谈兵，为了对巴方负责，总理要求找一个地形、地貌、地理环境与巴基斯坦近似的地方建水泥厂，125厂应时而生。

 

    125厂地处苗族居住区，海拔2000多米，山高林密，条件艰苦。初到时无房可住，只能砍竹子，搭简陋、朴素的竹寨，戏称住柬埔寨。苗族分青苗，白苗，花苗，他们与世隔绝，依然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厂区周围为花苗所居，最惊险情节是：三月三对歌日，半夜，一女大学生上厕所，几个花苗抢亲将其装进麻袋里，被救回。

 

    建设125厂，要的是时间和速度。中国方面殿出“人海战术”的法宝，上万人在工地劳动，激情澎拜，场面恢弘，工厂很快就交付使用，也交给巴基斯坦一份满意的试卷。

    诸葛培智是车间化验室领导。他白天黑夜戴着“太君帽”，拿着手电筒，熟悉工艺流程，控制熟料质量，通过改用燃煤，改进配料，工艺水平大为改观。

 

    那一年，贵州省要在乌江筑坝，急需大坝水泥。诸葛培智参与了制定大坝水泥国家标准的工作。大坝水泥要求硅酸三钙低，但太低又影响煅烧。如何找出适宜的硅酸三钙比率？诸葛培智苦思良久，决定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他买来十多个暖瓶，每个瓶子插一个温度计，以替代水化热测定仪。每个瓶子的配方不一，依次校验，终于找出了合格的配方。经中试后大坝水泥试制成功，“急地方所急”，有力地支援了地方建设。土法上马，笨法排除，试制大坝水泥，大大激发了诸葛培智钻研技术的“霸气”。

    先后担任中国水泥工业协会两届会长的方源兴、雷前治，都曾是125厂的一员，雷在窑头看火，方在水泥磨看磨。

 

    125厂，不经意间成为铸造中国水泥工业领导阶层的熔炉。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老人家彻底睡着了，125厂的大学生们却睡不着了，原因是夫妻分居成为普遍性的老大难问题。诸葛夫人一人在上海，每天抱小孩乘公交上下班，人多车少，挤不上车是常有之事，时间长了，悟出门道：先把孩子交给售票员，再挤上车。为诸葛调动事，她常年往返于家和市革委会之间，在她眼里，革委会就是那个大慈大悲的售票员。1979年，诸葛培智搭上邓小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班车，终回上海。

 

    水城十一年春秋。奔流的时间之河冲刷着生命。

 

 

    地球是圆的，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上海。但此诸葛非彼诸葛，那一年，他已经三十有八。人到中年，眼角处爬上几道细纹，张扬着经历的沧桑。

 

    诸葛培智被分配到上海市水泥工业公司任技术科长，负责监管上海郊县水泥厂的水泥质量，轻车熟路，干起来得心应手，全国小水泥质量评比，连续三年第一。诸葛培智一向谦虚谨慎，低调做人，三年获奖却不免稍显自得：有125厂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用禅学的眼光看，这叫福祸相依；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叫辩证法。多少年来，这碗酒度数不减，味道醇厚，激发着诸葛培智蓬勃的创造力与执行力。

 

    1985年，诸葛培智以优秀的业绩升任上海市建材局局长助理，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中青年企业家管理培训班。培训班由上海市委组织部主办，共办六期，每期一百人。培训是全方位的，从内在的知识到外在的口才，都要接受系统的训练。在这里，他第一次学到了人力也是资源的观点，第一次听说了互联网、网上交易、BtoB等概念，全新的理念像滔滔海浪冲击着封闭的知识堤坝，像绵绵细雨补充着干涸的理论心田，打开了他的思路，给予他有益的启示，知识结构得到极大提升。结业时，他的论文“论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三篇优秀论文之一，在香港做了公开演讲，并接受了香港电视台、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站的采访。

 

    黄浦江的水日夜流淌，日积月累，江底积蓄了巨量的淤泥。上海地区用黄浦江的淤泥作水泥原料，或许是开了中国水泥厂生态技术的先河。因淤泥之故上海地区的水泥厂都是湿法生产，但水泥工业发展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节能降耗的干法生产已成趋势，于是，如何将湿法改为干法作为一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随之而来的是技术何在？资金何来？诸葛培智大胆提出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上海水泥厂是一个具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厂，也是国家建材局列为要抢救的十四个企业之一，诸葛培智担任市重点工程总指挥，在原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和国家建材局局长林汉雄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工作，利用西班牙政府贷款，使破旧不堪的老厂变成焕然一新的日产二千吨生产线。其后，金山水泥厂利用丹麦资金，引进史密斯技术和装备，湿改干工程同样获得圆满成功，原国家建材局局长王燕谋为此题词：湿改干的先锋。

 

    七十年代末，上海水泥厂还是湿法厂，那时，诸葛培智就萌发了将污泥和生活垃圾用湿法厂的搅拌池搅拌后，送入窑内煅烧的想法，后因气味太大而作罢。生活垃圾处置方式主要是填埋，污染环境、土地和地下水。生活垃圾能焚烧吗？市建材局筹款二千万，由诸葛培智负责此项目。建材设备主要是窑炉，其原理应与焚烧炉相近。他为此召集局里的热工工程师，根据热工知识，设计出焚烧炉，在奉贤县试烧。经多次实践，掌握了炉子结构和炉温，其余热可烧锅炉，炉渣可送回水泥厂做混合材。特别是掌握了一个数据，温度在一千度以上的烟气排放不含有二噁英。二噁英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致癌物，这一数据对于环保产业尤为重要。

 

    2001年，市府决定在大小洋山港建设集装箱港口，作为转运枢纽，以补宁波北仑港之不足。工程要求研制抗氯盐海工水泥，配置抗氯盐海工混凝土，寿命达百年以上。诸葛培智带领技术人员日以继夜地攻关，掺加微米级混合材，测电通量，终于搞出六个配方，满足了工程施工的需要。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必多言，仅从摸索出的两个诀窍可窥一斑：一是此混凝土只能用宝钢厂进口的澳大利亚铁矿石的矿渣，二是矿粉的研磨直径必须是六微米。

 

    什么样的心境、心态、心机才能悟出的玄机？

 

    什么样的磨练、磨砺、磨合才能攻下的关隘？

 

 

    1988年诸葛培智从局长助理升任市建材局副局长，他处世淡泊，疏于名利，只是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分管的工作是外贸和投资。当时，局里提出发展建材工业的思路是“三大”：大合资、大贸易，大房产。诸葛培智根据这三大思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大合资方面，上海在1992、1993年两年间相继成立了18家建材合资企业。诸葛培智主持了与跨国公司洽谈的合资项目：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合作的第一、二、三期分别为15万、30万、60万辆轿车的配套汽车玻璃；与美国标准公司合作年产70万件高档卫生洁具；与台湾嘉兴水泥集团在黄浦江畔合建万吨级水泥中转库，把长江中下游水泥集中，转口到东南亚；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在沪建一石膏板厂。宏伟的蓝图，光明的前景着实令人兴奋不已。1994年建材局转制为上海建材集团，诸葛培智任第一副总经理，促成了耀华皮尔金顿公司上市，融资七个亿，并利用融资资金建成第二条本体着色玻璃生产线， 1996年第1季度本体着色超薄玻璃产品出炉，标志着上海玻璃工业迈入世界先进水平。与此同时，他兼任耀皮汽车玻璃公司董事长，产品进入美国通用、美国福特、德国大众、法国标致、雪铁龙等著名汽车公司，这也是诸葛培智至今不肯更换座驾的原因：标致车的前后和两侧玻璃，都采用耀皮公司生产的防红、紫外线玻璃，这是他的心血，也是他的骄傲。耀皮汽车玻璃公司还获得美国福特公司颁发的全球优秀供应商银奖的盛誉。

    追求与向往，一刻也没有止歇。
 

    大贸易方面，他提出成立隶属市建材局的建材进出口公司。为此到外贸部申请进出口权，这个权力也不是好要的，要完成每年的出口额度，否则收回。香港培训学来的知识派上了用场：招人才，招会外语，懂外贸的人才。三年后，贸易额从二千万飙升至二个亿，年增长率33%。他总结出“两个依靠”：一是依靠政府部门，主动去抓；二是要依靠人才，让他们发挥才干。

 

    既尊重了一般规律，又顾及了特殊规律的管理策略。

 

    大房产方面，他提出成立装饰公司，可有效延长产业链。他认为，建材行业包括水泥、玻璃、墙体材料等，做房屋的装潢装饰是题中应有之义。集团成立了装饰事业部和三家装饰公司，诸葛培智兼任其中大华公司董事长，并拿到了建设部甲级设计、施工的资质证书，可投标五星级酒店。其时，上海正筹备第八届全运会，在徐家汇建一座五星级酒店，为国家和各省市领导人入住之用。酒店由西班牙人设计，要求内装修也必须是西班牙风格。诸葛培智作为项目总指挥，内联外购，每一个装修细节、每一个小饰件都做到风格相符，保质按时地完成任务，一炮打响黄埔滩。

 

    2002年，上海召开APEC会，这是我国首次召开这类国际会议，市领导格外重视。会址建在浦东黄浦江边，内外装修任务繁复，提出的要求是，会址面临浦江的一侧，要与对岸外滩的建筑风格一致；面临陆家嘴一侧，要与浦东开发区的新建筑风格一致，时间只给八十八天。诸葛培智又一次临危受命。多次研讨后的方案是，面临浦江一侧，为罗马立柱式；面临陆家嘴一侧，为玻璃幕墙式，融合了古典与现代风格的会址大厦，受到国内外嘉宾交口称赞，但其难度之大局外人又知几何？为了找到制式合适的罗马柱，他们跑遍外滩，把所有带罗马柱的建筑都逐一拍照，再行比较、审定。白玉兰是上海的市花，领导要求罗马柱的柱帽采用白玉兰型，以突出上海特色。花型用大理石如何制作？如何将以吨为单位的柱帽吊至柱顶？诸葛培智召集了局属下的七个厂，集思广益，各厂都拿出高招，将问题一一解决。作为嘉奖，诸葛培智以企业家的身份受邀参加了APEC工商领导人会议。如今，他每逢走到江边，遥望金光灿灿的会议大厦，一种建材人的自豪感还会油然而生。

    装饰公司同样是三年迈了三大步，营业额由起家时的三千万增加到三个亿。

 

    几年来，诸葛培智不倦地游走于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之间，置身于权力空间和关系网络之中，通过跨界行为的实现，准确地界定了市场经济应有的人才构型，同时也是对自身工作的一种价值描述和认定。

 

 

    自进入局领导班子以来，诸葛培智经常参加市府工作会议，几任市领导向前看、向远看的宽阔襟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作为一种启示性文体，不断地引导他向精神的深度切入。第一次参加的市府会议，是时任市委书记汪道涵主持的。会上讨论上海建材发展规划，涉及上海耀华玻璃厂和英国皮尔金顿公司的合资问题。正方认为，皮尔金顿是浮法玻璃的发明者，合资将使上海玻璃产业步入世界先进水平。反方反对说：现在的农村，窗户糊纸，连普通玻璃都不用，合资搞浮法玻璃脱离国情。双方一时僵持不下。汪道涵主持会议的习惯是不坐在座椅上，而是披着军大衣，在会议室踱来踱去。他说：我们是司令部，要运筹帷幄，不能只看眼前，要看长远，市府借钱也要项目上马。结果是，借了三千万，成立了耀皮玻璃公司，每年净利润三个亿。

 

    当断则断，果断而不武断，这是他上的第一堂课。

 

    1985年，世行有笔贷款，一分为二：一部分在铜陵建熟料基地，一部分在上海建粉磨站。诸葛培智当时为局长助理，负责此项工作。世行的意见是，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管理。安徽方面却要单独核算：把熟料作为商品卖给上海粉磨站，价格随行就市。为了公司的成立，上海已在铜陵盖了办公楼，当然坚持世行的意见。春节前，诸葛培智和市计委主任找了市委书记江泽民。江泽民听完汇报说，还是按安徽的意见办吧，前期费用不要了，要和安徽同志搞好关系。上海人的年货还得安徽供应嘛！

    要有大局观，这是他上的第二堂课。

 

    朱镕基市长讲求实际，每月一次的办公会，要求每个局长就事论事，不可空谈，挨个点名，只要具体数据。当时，连接浦东和浦西，在浦江上建桥还是在江底掏涵洞，两种看法各抒己见。最后朱镕基拍板，建跨江大桥！上海要发展，搞现代化，需要标志性建筑。1988年12月15日南浦大桥动工，1991年12月1日建成通车，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双塔双索面、迭合梁斜拉桥，宛如一条昂首盘旋的巨龙横卧在黄浦江上，圆了上海人“一桥飞架黄浦江”的梦想。此后，杨浦、奉浦、徐浦、卢浦等跨江大桥相继建成，使浦东成为中国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地区。

 

    既要脚踏实地，又要高瞻远瞩，这是他上的第三堂课。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担任上海市长时，诸葛培智曾有幸陪同徐市长与外宾交流，发现市长对钢铁行业的技术甚至一些业内人才知晓的诀窍都非常熟悉，问其原因，徐匡迪说，机遇使我走上市长岗位，但同时我也是科技工作者，我不会丢弃我的专业。这句话，对诸葛培智的影响极大。他以徐市长为榜样，即使从一名技术人员走上领导岗位，他仍然不离开自己的专业。在集团总工程师的岗位退休后，他以副总裁身份兼任总工程师和科技委主任，成为一名学者型领导。在材料行业不断创新，培养创新人才，为同济大学材料专业学生授课，担任过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等著名学府的研究生导师。受邀在英国水泥杂志上发表文章，成为国内材料行业知名专家。被国家科技部聘为国家863项目评审专家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永恒的真理，这是他上的第四堂课。

 

    1989年9月，诸葛培智回到20多年前生活和学习过的北京，上海市委组织部送他和其他十位局级干部到中央党校进行四个月的进修。在这里，他聆听了中央和部委领导的讲课；与来自中央和全国各地司局级领导学习马克思理论，交流与实践结合的经验。

 

    这是他开拓领导视野、提高领导水平的第五堂课。

 

    学无止境，只要有心，哪里都有汲取养分的源泉。

 

    第七个故事：重逢

 

    鲁迅公园里的一群老人。

 

    浦江西岸曲折而迷人的建筑物轮廓线，展露着近代工业化的繁华图景；东岸地标性建筑的不断变换，则显示了权力叙事下的高速发展。

 

    时间之手轻轻掠过，满头华发，似曾相识。

 

    七十二岁的诸葛培智，依然老当益壮。他的小学老师已经八十九岁，头发雪白的老太太，习惯于用镜头捕捉美丽的瞬间，是个摄影家。照片是记忆的物化形式。通过老师，他找到许多同学，几十年后的突然相聚，时光荏苒，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人在同一条轨道上奔跑，喘息，现在，相交于退休这个共同点上。

 

    把焦点虚化，和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溶化在阳光里。我们拥有同一个太阳。

 

    时光沿着记忆的痕迹，向身体深处滑落。老了，似乎生活里只剩下回忆，但生活也不应仅局限于回忆。汹涌的生命之力，依然在心灵深处澎湃，他，能休息吗？他还有许多未了的心愿，未尽的事宜，那个迟迟未上马的白龙港项目，每时每刻都在心头萦绕。不在其位谋其政，为了使项目尽快落地上海，过去以上海水泥协会的名义，现在以老水泥专家的身份，协助建材集团，做了许多工作，目前，人在动，地在征，项目在望。。。。。。。 

 

    生活在物质的水泥世界，精神也献给了水泥。从担任过五届的中国水泥协会副会长、上海水泥协会会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他现在仍然是拥有多个“业余头衔”的水泥人，退而不休。水泥铸就了人生，也塑造了人格——那个横亘于大地的人字，百年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