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已成当代新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因此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或将意味着，我国新一轮基建投资再次起航，并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形成基建投资“两翼”起飞的局面，成为今年“稳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半个月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以一季度良好开局为2015年“稳增长”打好头炮的目标并未如意。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鼓励基建投资还是提振实体经济投资意愿，症结均不在政策选择和政策的力度，而在于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中梗阻”。

    一方面，经济疲软，实体投资意愿下滑，近50%企业订单不足，慎贷情绪浓重，而银行资产负债表受损，惜贷情绪也难除，不得不以高贷款利率对冲风险，贷款利率与实体利润率“倒挂”无可厚非，只是伤及消费信贷；另一方面，房地产需求集中在一二线重点城市，而库存压力则在600多个二三四线非重点城市集聚，“3·30”新政对去库存效果难彰；最后，约束地方融资平台、高融资成本制约地方债券发行和置换，再加上整顿吏治，地方财政政策不积极，而PPP受深层制度约束，短期内难以弥补地方政府缩减公共投资后的缺口。

    因此，无论是定向宽松，还是“降准降息式”的全面宽松，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振投融资意愿，都遇到了“中梗阻”，并增量资金屡屡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在2011年至2013年间表现在影子银行爆发，现在则是股市狂飙；而旨在增加基建投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对准了调结构，短期效果很显著，但难免会恶化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提升杠杆率和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若处理不慎会使2013年以来去杠杆的一系列改革努力付之阙如。

    由于当下面临的是经济减速叠加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矛盾，因而逆周期调控不理想，短期内，攻坚改革需要继续对旧模式“做减法”，而备受呵护的新经济模式尽管还无法担当大任，遂造成“青黄不接”的断档风险，使“稳增长”压力短期内骤增。未来一段时间，如何过渡好“衔接期”，避免断档已成主要矛盾。

    正因为如此，政治局会议适时调整“工具箱”政策组合，针对一季度数据、4月PMI和结构性障碍，开出了新的“稳增长”、“调结构”药方。在财政政策上，继续增加公共支出，重点加大降税清费力度；而在货币政策上，基于短期利率已下降，需要再接再厉，降低长期利率，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可见，财政货币政策意在降低融资和创业的各种制度成本，并以地方政府减杠杆来激励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大众创业）加杠杆。

    但是，由于上面所言的“中梗阻”，再加上经济下滑，实体投融资意愿不足，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在短期内难显。即便在美国，2009年至2013年，连续几轮QE也并未带来民间投资意愿上升，企业现金储备在2013年高达到1.45万亿美元，原因就在于经济下滑背景下的慎贷和慎投情绪浓重，不愿意花钱。在我国“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更不能忽视这一问题。

    为了过渡好“衔接期”，避免断档造成的失速，需要有新的政策工具“出膛”，这就是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重要抓手，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笔者认为，政治局会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或将意味着，国内新一轮基建投资再次起航，并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形成基建投资“两翼”齐飞的局面，成为今年“稳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都市圈已成当代新的经济增长极。2001年，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五大湖区分别占美国GDP的24%、21%和20%；大东京、阪神、大名古屋分别占日本GDP的26%、23%和20%；伦敦、大巴黎区和汉城等大都市圈分别占到所在国家GDP的22%、18%和26%。相比之下，目前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分别仅占全国GDP的9%、18%和10%，合计也只有37%。而且，我国三大都市圈发展极其不平衡，京津冀都市圈人口规模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差不多，且坐拥首都、北方经济中心地位，拥有两个直辖市、拥有最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智力资源体系，但仅仅占据GDP的9%，劳动生产率仅为珠三角、长三角的64%和71%。

    京津冀一体化构想已提了20多年，但一直“呼声大、雨点小”，关键障碍是三地之间产业重构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北京一直想留下优质产业和公共服务，把淘汰产业疏解到津冀，“甩包袱”意味浓厚；而津冀则长期饱受北京对其人才、资金和资源的吸附，产业不得不停留在低端层面，并不想接收北京淘汰下来的产业。三地如果继续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共输”局面（北京雾霾和拥挤为代表的城市病、津冀产业低端化和空心化）难以改变，死结难以打开。

    显然，经过高层充分协调，在疏解北京哪些功能上，三地终于达成了共识，除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外，教育和医疗等重要的公共服务体系也要迁到津冀。按《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疏解首都功能，让北京轻装上阵，就须将北京辖区内的医疗、教育，连同生产和生活服务业等迁到津冀，促进三地公共资源均等化，以此来重构产业协同。教育和医疗这一最重要的公共服务资源迁到津冀后，三地公共服务均等化迈出了最大的一步，一体化最大障碍破除。

    公共服务均等化后，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也将均等化，人口也将会向津冀两地转移。这将给房地产、道路交通、市政设施、环保建材、农业产业化、国企改革带来真正的机会。在投资模式上，经过财政注资、央行PSL后，国开行代替地方政府成为投融资主体，正蓄势待发，这不仅能补充基础货币缺口，避免地方债务风险和加杠杆，还能防止增量资金空转，并助推社会融资利率下行。

    （作者系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