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两会期间表示“一带一路 ”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在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非洲的地位和重要性很高。

　　中非合作与“一带一路”是什么关系？中非已经进行多年的产业合作对当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又有哪些启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就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国际商学院院长、中国政府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

　　刘贵今是资深的外交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非洲工作，曾担任驻津巴布韦大使、驻南非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以及首位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现在作为中国亚非学会会长，刘贵今仍在深度参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交往与政策研究。

　　刘贵今认为，非洲尽管不是“一带一路”的重点，但也被包括在内。现在中国在非洲所做的，跟“一带一路”的方向完全一致，“因此，中国在非的活动和工作可以称为非洲版”一带一路“或小型的”一带一路“。”

　　对于当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和拉美都在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刘贵今认为非常必要，“如果中国不迈出这一步，只能是制造业大国而非强国。”

　　非洲能从“一带一路”中受益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非洲工作多年，一直在推动中非产业合作，你如何理解当下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

　　刘贵今：部分学者对非洲没被正式包括在“一带一路”内有疑问。我的看法是，非洲尽管不是“一带一路”的重点，但也被包括在内。今年亚洲博鳌论坛期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中，几次提到亚欧非。虽然在《愿景与行动》中，很多非洲国家没被包括进去，但现在中国在非洲所做的跟“一带一路”的方向完全一致。因此，我把中国在非的活动和工作称为非洲版“一带一路”或小型“一带一路”。

　　李克强总理去年5月访问非洲，接连访问埃塞俄比亚和非盟总部、尼日利亚 、安哥拉和肯尼亚 ，在非盟总部演讲和参加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全会时，他重点讲到“四六一工程”框架。“四”指坚持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等四项原则。“六”指六大工程，第一个就是产能合作；其次是金融合作，中国有大量资金；三是减贫合作，要帮助非洲国家脱贫；四是生态环保合作；五是人文交流合作；六是和平安全合作。

　　李克强总理还推出三大网络，一是高速铁路网，二是高速公路网，三是区域航空网，这都是中国的强项。现在，虽然在非建高铁可能还为时过早，但对现有铁路提速是行得通的。中国现在兴建的时速100多公里的较高速铁路，与之前三四十公里的坦赞铁路相比，算是非洲意义上的“高铁”。

　　虽然非洲部分地区已有高速公路和宏大基建规划，但仍有不少“空白地带”，而中国正把没建成的路段连接起来。此外，非洲的英语国家与法语国家间，很少有直接航空联系，中途需要转机，所以中国提出要建区域航空网，希望把整个非洲联通起来。我们还希望在“一带一路”的下一阶段，非洲能从中直接或间接受益。

　　“一带一路”现已包括65个国家，若再包括非洲，则有100多个国家，而中国眼下还没那么大力量。目前在这一战略里，首先是亚洲，其次是欧洲，非洲排最后，但并不代表没有机会，因为战略是高度包容的，且存在模糊空间，所以非洲完全可以从“一带一路”中受益。

　　从我对非洲及中国国情的了解看，中国发展已过刘易斯拐点，大量廉价劳动力带动发展的优势正在丧失。过剩的优质产能可转向亚非拉，而亚洲拉美地区平均工资仍高于非洲。

　　非洲另一个主要优势是友好，中非关系良好，从官方到民间都真诚欢迎中国在非投资。欧美经济危机发生后，非洲属于增长第二快的大陆，仅次于亚洲。所以非洲有其增长优势。

　　中非合作已先行一步

　　日报：“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在非投资的力度以及非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是否会下降？如何缓解这种担心？

　　刘贵今：某种意义上，中国在非洲的发展已先行一步。“一带一路”提出前，中国在和非洲的联通上已做了大量工作。尽管非洲没被正式包括进“一带一路”文件，但相对于实际态度还未定的欧洲国家，中国在非洲已取得的突破和成就，不亚于将要被包括进“一带一路”中的某些亚洲和欧洲国家。

　　从大约2000年开始，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上，中非已开始建立良好互动关系。

　　第一，政策沟通，比如中非合作论坛这样的政策沟通平台。

　　第二，设施联通，我们在非已修建港口与大量公路铁路；区域航空方面，海航已在加纳开设航班，并计划在内罗毕开设，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果。

　　第三，资金融通。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我国借出2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用于兴建非洲基础设施和项目融资。李克强总理今年访非时发现200亿美元已用完，之后又增加100亿美元。此外，部分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用人民币结算来避免汇率风险，也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贸易畅通。金融危机前，包括危机后的一两年，中非贸易呈双位数增长，2000年，中国与非洲大陆的贸易才106亿美元，但去年达2200亿美元，增长约20倍。

　　第五，人心相通。中非间传统友谊加上近年来的高层交往，中国每年向非洲提供的奖学金名额超过6000个，非洲也是中国旅游目的地之一。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非时提出，中非一直是“命运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也是最早在非洲提出的。

　　所以，从这五个方面讲，“一带一路”将要做的事，应该说中国在非洲已开始做，并做得很好。

　　今年年底前要进行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我相信在这个姑且称为非洲版“一带一路”的平台上，产能合作还会有更大发展。今年4月28日的蓝厅论坛，河北省省长和王毅部长都参加了，会上提出推动河北省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走向非洲，而河北省也正在与南非进行洽谈，想把年产500万吨钢铁向南非转移，这相当于南非整个钢铁产能的三分之二、非洲的三分之一。同时，河北冀东水泥厂已在南非设厂。建材方面，河北已在埃塞俄比亚设厂。

　　所以前景是喜人的，有发展空间。非洲也会借着“一带一路”乘势而上，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方面有更好发展。

　　尽管中国在产业向非洲转移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但我认为还不够。向非洲转移的旧模式急需转型升级，粗放、低端、无秩序问题也需要解决，像过去那种只卖几个集装箱货物、赚了钱就走的方式，难以为继。个体私营商户在走向非洲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非洲小商户，影响其生存空间，此外还有假冒伪劣、不够遵守当地劳工环境标准等问题。

　　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中非合作要向中高端前进，转型升级。近几年非洲需求下降，加上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尽管中国进口非洲石油等矿产产品的数量未下跌，但由于价格下跌，仍影响了中非贸易增长，现在中非贸易已是个位数增长。非洲失业现象严重，产品附加值小，所以中国要把设备和生产能力向非转移，促进其工业化，增加其附加值。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非投资面临不小风险。非洲政局不稳，加上恐怖袭击，还有文化差异，这些都是问题。

　　在非洲投资面临的挑战

　　日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还面临哪些挑战？

　　刘贵今：现在我觉得在非投资的最大挑战是，政府要加强指导，增加对这个大陆的法律文化规章制度等方面的了解。很多商人接触不到足够的有用信息，不知道往哪里投，很多政府网站长期不更新。

　　其次，民营企业存在资金问题。我遇到一些民营企业代表，他们普遍反映，尽管政府有很多措施帮助企业在非投资，但企业仍不懂具体如何执行，所以政府要多加引导，提高企业自信。

　　第三是民营企业家要转变思路。很多企业家仍犹豫不决，大多仍只想按旧套路弄点集装箱贸易，局势不好随时可以撤回，归根结底是企业家缺少投资方面的远见和魄力，担心血本无归。

　　我认为，国家应有更优惠的措施，在中非产能合作方面设立基金，对民营企业进行融资上的支持，最好在发生难以预料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灾难时，也能有所托底，比如关厂后帮助支付工人离厂费等。像在拉美地区，中国设立了中拉产能合作专项基金。

　　中国对非经济合作也需要由贸易到投资，由低端到中高端，由简单经贸往来到相对高端产业链的合作。这是互利合作，中国大量过剩的优质产能需要向外转移，同时这也有利于非洲的工业化初期发展。

　　当然，我们要考虑环境污染问题。不能污染非洲，要符合或高于非洲的环境标准。前不久，尼日利亚有个经济外交培训班，当地官员就有类似的担心，我当时保证，政府指导政策是不会把粗放型产业原封不动地转移过去的，而是把富裕的优质产能转移过去。

　　日报：对于产能，如何区分是过剩还是富余优质？

　　刘贵今：我觉得要符合非洲总体发展水平。非洲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落后，并不是没有工业化的一张白纸，作为欧美地区的前殖民地，它往往在有些方面还很先进。当然也有低端产业。所以中国企业要尽量高于当地的环境标准，而不是勉强符合。在这一过程中，中方也提出“共商”原则，要与非洲国家协商，严格评估环保条件。我们要打消非洲国家对环保的顾虑。

　　光说风险不走出去也不行

　　日报：目前相对于更早开始“走出去”的国企，民营企业也很积极，希望开拓海外市场，但普遍碰到融资难题，抵抗风险的能力低。这应该如何解决？

　　刘贵今：政府对企业的金融支持还需优化细化。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9月底，商务部批准对非投资项目2900多个，其中央企只占600多个，大部分为民企和地方企业，而这其中，浙江省有365个居首位，其次是山东省和江苏 。所以民企应是产能合作的主要力量，但如今在海外成功的，多半是国企。

　　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资源，经过一二十年，中国已获得了一些可靠的资源供应，加上资源价格的下跌，有利于中国公司进行海外并购等活动。但中国公司一开始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一带一路”等项目也可能充满风险。但如果光说风险就不走出去，是不行的。学费肯定要交，我们只能尽可能少交学费，降低或化解风险。

　　另外，产能合作涉及很多法律规章和游戏规则，这些都是西方制定的，中国不可能改变它们，只能做些小修小补，所以必须要适应规则。对待国际标准也一样，只有当你强盛时才能制定标准。比如，中国铁路“走出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完全有能力制定规则，高铁造价只有欧美的29%~37%，而且拥有独立知识产权。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安哥拉、尼日利亚的铁路，都采用了中国标准。如果中国不迈出这一步，只能是制造业大国而非强国。

　　不过，我认为中国企业现在的“走出去”对风险认识还不够。我们要着实做到政府搭台或引导，企业来做，而运作主导的是市场。这是一个问题的正反面，一方面不能过分看重风险，另一方面不能忽视风险。

　　硬件方面，民企资金困难，这固然是问题，但中国总体来讲不差钱，只是缺乏资金机制方面的安排，缺少对投资目的国的深入了解。我们虽然有使馆和研究所，但力度还不够，还不够接地气。我在苏丹做特使时发现，美国有大量苏丹问题研究专家，穷尽一生精力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比如达尔富尔地区，他们对细节的了解令人吃惊，比如对叛军各派别的主要负责人及其家谱和家庭都很了解，他们有发达的情报系统。我们在这方面还需加强，政府应在这方面出面组织，鼓励加深了解研究。

　　政府应重视支持目的国研究

　　日报：有人担心，在推动对外合作中，政府做了企业应做的事情，企业做了政府应做的事情，产生错位。你怎么看？

　　刘贵今：政府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在改革开放和发展方面，确实是种优势，但优势过了头就成了制约因素，政府太强势。政府如何营造对企业有利的软环境，如何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比如先前讲的要对目的国有深入接地气的研究，为企业提供咨询，虽然这也可以靠民间来做，但政府的重视和投入也非常重要。

　　日报：部分企业家感觉，中国驻外的使馆无法向其提供想要的咨询服务以及支持，你在非洲工作多年，对此怎么看？

　　刘贵今：这种感觉不无道理。总体讲，我国正处于向大国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从驻外使馆的编制和人员数量来讲，还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近几年中国出境人数已过亿，但领事干部力量严重短缺。比如，驻肯尼亚，美国使馆人员编制在五六百人，而中国则只有二三十人。美国驻非洲使馆动不动就好几百人，而中国小的只有五六个人。

　　领事干部方面，比如大的像南非，有三四人在管；而在其他小国，一个专职领事干部也没有。所以当中国侨民提出保护或咨询时，使馆人员可能穷于应付。当然，这个问题近几年有所改变，国家也在积极寻求扩大人员编制。

　　不过，我们侨民也有理解偏差，比如“保护”只能在所驻国的法律范围内进行，不可能保护非法权利。再比如，使馆不负责个人问题，手机丢了这种，报警就行，使馆不会负责找回。

　　中国的成功是另一种文明的成功

　　日报：你觉得中国的经济外交在现阶段扮演什么角色？

　　刘贵今：经济外交是个谈了几十年的老话题，最近几年谈经济外交，都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深化改革等有关系。

　　我并不认为经济大单签得多就代表关系好，这与我们最初对经济外交的理解不同，“经热政冷”的例子有很多。经济政治不能说完全不搭界，但也不能说画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