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赢化解过剩产能这场艰难之役，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竞争机制，也不能单纯依靠政策约束机制，它需要的是一套“组合拳”，多方联动方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正如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所说，如果是在工业化中期，还有可能通过新的需求来吸收过剩产能，但中国已经从工业化中期转到后期，不会有新的需求高峰，只能通过强硬措施来调整产能，让难以退出市场的“僵尸”企业死掉。
    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不能再等，等政府扶持，等竞争对手先死；地方政府不能再拖，“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做法必须停止；执法部门不能再手软，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金融机构不能再无视风险，盲目放贷；行业协会和媒体必须行动起来，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
    为什么说化解产能过剩必须做到多方联动？事由多因，产能过剩现状“始作俑者”众，问题的解决自然也离不开多方共同努力。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外学者主张产能过剩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的一种经营策略。但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不同的是，我国严重的产能过剩不是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结果。因此，对症下药，要“吃药”的就不仅仅是某一类人了。
    而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其他国家，解决产能过剩也并非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面对产能过剩，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通过企业破产、重组来消化过剩产能或淘汰落后产能，但也不排斥采取管制、税收等政府干预手段，从扩大内需、贸易输出、产业转移等多途径消化或输出过剩产能。
    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不少企业持有大量不能产生利润的设备。很多企业也都等待竞争对手主动放弃设备，自己不愿意废弃。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制定了促使企业废弃这些过剩产能设备的计划——首先通过指定结构性不景气行业类别，促使企业形成有必要进行设备处置的认识；然后制定包括处理设备的种类、规模、处理方法、增加同种设备的限制等内容的计划，推动处理计划顺利开展；日本政府还以较低的利息进行融资和债务保证等方法支持对过剩产能设备进行处理的相关企业，促使企业纷纷转向新的事业领域。
在中国，化解过剩产能的政令颁布已有多年，不过效果有限。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还是体制机制问题，下一步，只有多方联动才能打赢这场艰难之役。
    多方联动，政府部门首先要动起来。去产能的关键不在于企业，而在于地方政府。不可否认，去产能不是单纯的经济决策，更涉及到社会稳定、地方意愿等因素。关闭企业，去产能，直接带来人员安置的问题，地方就业压力加大；去产能，隐藏的坏账成为明账，债务问题明显化，有可能会加大金融风险。去产能，直接影响地方经济总量，未必会被地方政府所接受。这些顾虑都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这样的顾虑必须破除。地方政府必须减少对“僵尸”企业的扶持，放开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对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采取兼并、出售等方式进行处理。此外，还应减少行政审批，把市场判断和产能判断交给企业。
    解决产能过剩系统问题，政府政策是导向。依据企业、协会提供的决策数据及专家分析意见，实施项目审批；指定政策，减弱地方政府区域利益保护的力度。加强政策完善与引导并出台相关新政策，如《创新型企业奖励政策》、《创新型产品推广政策》等，对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要有配套的扶持政策，对需要淘汰的落后产业要有相应的约束和退出政策，并将奖惩政策规范化、制度化。加强市场监督，例如针对企业二次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针对未批先建、不批私建等问题，要加强动态监管；针对违建、侵权等行为屡禁不绝的问题，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基础上，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而对于人员安置和资产处置这些关键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这意味着中央已推出政策托底措施，破解各方后顾之忧。
    为治疗处置产能过剩企业带来的后遗症，美国政府曾经也推出一系列福利、再就业培训工程。可以说，美国现代的福利制度和再就业培训工程，是伴随着历次产能过剩导致的失业问题而同步建立的。通过扩大职业培训和增加教育机会来减少贫困父母对社会福利的依赖程度，强制各州建立就业机会和基本技能培训项目，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联邦政府在该项目中负担50％~72％的责任。美国现代的福利制度和再就业培训工程对化解产能过剩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方联动，相关部门严格执法是关键。据笔者了解，随着化解产能工作的不断推进，淘汰落后产能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以工艺技术、装备规模为标准的落后产能已基本淘汰，下一步淘汰和压缩产能的对象更多地是依据环保、能耗标准界定的落后产能。
    “通过严格执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是最公平的。想在淘汰产能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只有按照排放、质量和能耗三个标准严格执法。”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佰恒此前曾表示。
    而通过质量和能耗两个标准淘汰落后产能实行起来难度较大，从环保治理方面着手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比如没有任何烟气处理措施的企业必须停产整顿，上了设备没有达标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整改期等。这一标准如果能执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有一部分企业退出市场。
    值得期待的是，《大气污染防治法》已于2016年1月1日施行。第九十九条“有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与第一百零八条“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等条文都对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与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高额的处罚金可对相关企业的污染物违法排放形成一定的威慑力，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倘若做到严格执法，这或许将有效助力化解产能过剩。
多方联动，金融机构也要增强自主性。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产能过剩，除政策、市场之外，还需要借助金融领域的力量。
    客观地说，金融危机后的产能过剩困局与前几年财政资源的引导有关,但也应该看到,信贷投放也与银行自身对风险的认识和业务扩张模式关系更密切。天量信贷资金进入水泥、钢铁等行业,地方政府满足了推高GDP增速的冲动，财政资源大量进入,让银行认为获得了政府信用的隐形背书。最疯狂时候,不少地方银行行长曾收到上级银行的“放贷指标”，信贷投放成为“政治任务”。
    在这个关系中,地方政府、行业和金融机构实际都曾因产能扩张获益,但这波信贷投放最终导致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产能未能通过市场调节去化。银行也是造成这一现状的参与者之一。
    化解产能过剩中，一些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变成坏账。因此，银行应对分步化解多少产能，化解哪一类产能，做出财政和金融风险预估，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防范金融风险。
当然，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对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优质企业，银行要继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不能因噎废食。
    多方联动，行业自律与舆论监督不可或缺。化解产能过剩，行业协会要担负起数据决策的职责，要搭建好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并市场化运作，提供行业决策数据、行情通报、政策建议、行业监督等相关工作。要切实履行好服务、咨询、指导、协调、评价、监督的职能，避免政府在简政放权后行业出现管理真空，真正发挥好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作为现代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化解产能过剩进程中，新闻媒体应大力传播产能过剩企业的转型升级成果，坚决曝光违规新建产能。
    总而言之，化解产能过剩，应该是一场有准备、有规划、有合作的集体行为，相关政府、协会、媒体和其他机构，都应采取果断措施，在这场有组织有目标有具体分工的战役中，各司其职，分别制定各自的工作计划和任务目标，围绕统一思路和统一战略，制定自己的分工职责和计划，必须做到紧密合作，该有政策的要争取政策，该扶持的要共同扶持，该传播的要加大力度传播，共同建立监管、督查等机制，并持之以恒，彻底打赢这场关乎行业前途命运的艰苦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