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对增长天花板
今年5月,《资本市场》杂志组织了主题为“宏观经济景气能否持续”的圆桌讨论,王建、巴曙松、高辉清、彭兴韵等四位专家对今年经济增长的格局做出了比较超前的预测,讨论中的很多观点在7月份公布的上半年经济增长数据中都得到了验证(参见本刊2005年第6期“特别策划·圆桌论坛”《景气还能持续多久?》)。然而,尽管比较前瞻地预测了经济数据,但是就增长指数的争辩已经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经济界对中国经济趋冷还是趋热、宏观调控收紧还是放松的争论再度激烈之时,我们重新召集专家进行研讨,讨论的重点不仅包括对经济走势的未来判断,更涉及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预期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点和寻找更好的发展模式等问题。
学术支持/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策划、撰文/本刊记者 王建茹
特约嘉宾: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赵晓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2004年下半年开始,关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是“趋冷”还是“趋热”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宏观经济存在过热的危险”、“要警惕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下滑”、“要预防通货膨胀”、“通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近乎相反的判断同时出现,在不了解中国经济的人看来有些莫名其妙,然而,这就是目前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典型论述。
经济走势之争捱“苦夏”
7月20日前后,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统计数据的预定时间附近,也是对经济形势判断最“热”的时候,北京召开的主题为“宏观经济走势”之类的会议数量也创下高峰,而且场场爆满。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7月初发布了他们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按照这个模型的预测结果,2005年中国GDP增长全年只有8.6%;CPI全年只有0.27%,而整个下半年都是负增长;货币与准货币M2的预测年底甚至降为10%以下——一般而言,中国经济要维持目前的增长速度,这一数字至少应该在15%以上。
“总的来说全年的GDP增长呈现下滑的态势,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出现比较大的下滑,到年底是略微为负的水平”,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该中心举办的经济形势讨论会上如是说。
“如果中国的M2四季度到了10%的话,绝对是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个大预测;中国M2如果真到10%,完全可以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对预测的结果表示质疑。
罕见的完美,还是隐患丛生
国家统计局7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GDP增长9.5%,同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长率为2.3%。
“高增长、低通胀,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从未出现过的最完美组合”,中国社科院的刘树成教授这样认为,持这样观点的并不只是少数官员和学者。然而,我们在组织专题讨论的过程中,更多专家表示的是相反的忧虑:投资与出口的下降预期;过低的CPI指标和逐步下行的趋势;信贷与货币供应指标的急剧收缩等,表明中国经济在增长的背后也面临着后继动力的不足。
“怎样看待GDP指标到多少为偏高,多少是正常,这是对经济走势认识分歧的关键原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教授对记者说,他认为,今年的GDP如果降到9%以下是不正常的;而对于CPI,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对通货膨胀还是太敏感。只有各种产品的价格同时上涨才可判断为通胀,现在看来已经没有通胀压力了;相反,如果CPI降到1%以下就很快进入通缩状态。”
在各种预警的分析中,当前国内消费不足是最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教授甚至预测说,“2007年中国将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而对于应对生产过剩,我们的宏观调控还显得缺乏经验。
寻找下一步增长的最佳模式
在隐患较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预期之下,有没有“解招”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专家们认为,清醒认识当前形势是下一步采取正确措施的前提,张曙光教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也是一样。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几个数据就轻易判断“冷”或“热”,从而做出“放松”或“紧缩”的政策选择,都是不全面的。”他认为,目前的情况危险之处在于,既无远虑(指决策认识),又有近忧(经济形势),“如果按照目前的走势继续下去,明年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下降过多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方面,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建议,包括富民政策、稳定汇率、放松货币等,这些具体措施的着力点,都不约而同地放在了增加国内消费方面。“过紧的货币造成的价格脆弱已经开始冒头了”,袁钢明教授说,在目前情况下,只要在一定程度上放松货币,通货紧缩就可避免,而事实上也不排除央行采取略微从“松”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无远虑 有近忧
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问题不大,明年的问题不小,且还有计可施,那么,长期的问题就更大。从目前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内需和外需、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问题。目前也许到了进行战略调整,从重商主义转向扩展内需,实行真正的富民政策的时候了。
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5%,通货膨胀率2.3%,其他各项经济指标表现不凡,但经济运行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和矛盾现象,人们的议论又多了起来,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有人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最好的运行状态,高增长,低通胀,投资过热已经降温,工业和出口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消费物价稳定且在低位运行,现在的危险不是下降过快过大和出现通货紧缩,而是防止过热复发和投资反弹。与此相反,有的机构预测,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从上升到下降的拐点早已出现,下滑之势正在加速,未来3~6个月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仅会下降到8%以下,而且会进入新的通货紧缩状态。
从实体经济的生产状况来看,自从去年4月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来,特别是针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今年继续出台了一些紧缩措施,经济中的过热现象已经暂时得到抑制,经济增长已经越过景气循环的高位。尽管过热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是,由前两年大量投资而增加的产能逐渐形成,使得产能利用率下降,其中,20%的行业下降过大;库存水平和应收账款增加,其中,1/3行业增加明显;工业企业利润率下降,从上年1~5月的43.7%下降到今年同期的15.8%,说明下行之势已经形成。因此,担心过热反弹和预言下半年会出现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及通货紧缩,依据似乎都不充足。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问题不在今年,而在明、后年,更在长远。
今年无大碍
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看,今年一季度投资增长较上年同期明显回落,但第二季度又小幅回升,此与去年的基数有关,如果折成年率,增速并不算慢,且趋势与去年先升后降相反。消费增长稳中微升,目前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条件。变化较大的是净外部需求,去年上半年有6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今年同期则出现了396.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去年全年319.8亿美元顺差的水平。汇率调升会有影响,但由于升值幅度太小,这一趋势还会继续,但全年顺差不可能达到有人估计的800亿~1000亿美元。因为,在升值预期下,上半年有高报出口、提前结汇和低报进口、推迟付汇的临时因素。如果运用支付法,按照三大需求的情况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长额计算,或者净出口的贡献度超过44%,或者GDP增长率远在公布的数字以上。显然,这是与上述关于增长趋缓的判断相矛盾的。这一方面说明GDP核算存在着明显的无法解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今年的经济增长降幅不会太大。
从价格的变动趋势来看,1~6月消费物价、零售物价、生产资料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均比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而5、6月份当月,上述主要价格均出现了环比下降而同比上升的态势。由于夏粮丰收,权重较大的粮食和食品价格稳中趋降,但由于南方水灾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今年的粮价走势要到8、9月份秋粮上市时才能确定。由于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未变,虽然生产物价上涨不小,但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大于上升,尽管家电等一小部分产品由于上游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出现变相上涨。预计下半年各地会出台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和服务的调价措施。因此,今年既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也不会有明显的通胀压力。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是汇率的进一步变动,二是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波动。这不仅会影响今年的经济走势,而且会影响明、后年的发展。
从就业和国际收支来看,不会发生趋势性变化,失业问题依然严重,短期内不会缓解;尽管上半年贸易顺差扩大,资本流入增幅减少,双顺差不会比上年减少,其利弊都非常明显。
明、后年是关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运行,今年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问题是明、后年的情况将会怎样?既然减速趋降之势已经形成,明年会不会下降过多过大?
这与当前的体制调整和政策操作以及人们的预期有很大关系。如果按照目前的走势继续下去,明年有可能出现下降过多和通货紧缩的问题。因为,虽然近几个月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保持在13%~15%之间,6月末达到15.7%,但M1的增长只有11.3%,本外币贷款的增速已经降至13.2%,银行的审贷规模相当于过去的60%左右,其中,居民个人消费贷款全面收缩,6月末增加1193亿元,同比少增1204亿元,出现了松货币、紧贷款的情形。其原因在于贷款投放找不着目标和热点,凡可以放贷的大都是紧缩的对象,于是大量资金进入货币市场寻找利差,使得上半年的货币市场出现繁荣景象。
房贷新政的目的在于稳定房地产价格,二季度35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比一季度回落1.8个百分点,涨幅仍不算小,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一些地方仍在大上猛涨,今年农业用地转建设用地的计划是400万亩,而各地申请的用地量超过了1200万亩,另一方面又被不少人看作是打压房地产。究竟情况如何,还得进一步观察。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房地产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且还有一个较长期的发展,但价格上涨过快必然形成泡沫,泡沫破灭就会出现大跌。所以,只要小幅慢涨就是好事。
长期战略转型:由重商到富民
如果说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问题不大,明年的问题不小,且还有计可施,那么,长期的问题就更大。此语并非耸人听闻,而是现状使然。现在,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业界,从高层到各部门,大家的眼球和精力都集中到宏观经济波动之类的短期问题上,据笔者所知,还有很多机构正在准备加入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炒作之列。但是,对于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很少有人关注。须知,战略性失误的损失是灾难性的和无法挽回的,它对宏观经济短期运行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从目前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内需和外需、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问题。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低估本币,引进外资,鼓励出口,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中国20多年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在发展过程的前期,重商主义政策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不仅小国如此,即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也不例外。否则,我们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和贸易年平均分别增长9.4%和18%的巨大成绩。然而,长期持续地实施这一政策必然会走到反面,出现弊大于利的结果。
一是近十年来,我们不仅保持了储蓄大于投资和出口大于进口的双剩余格局,而且形成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态势,带来了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
二是贸易依存度去年已经超过了70%,出口依存度达到了36.9%,虽然由于汇率和GDP核算等因素的作用,对此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分子(贸易)以3倍(30%∶10%)于分母(GDP)的速度增长,则是不可持续的。
三是引资和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了本已相当紧张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大了环境负担,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福利增加。芭比娃娃的故事尽人皆知,我们再讲一个童鞋的故事。据有关方面专门调查,中国生产的童鞋供应沃尔玛,在美国的售价最低是14.99美元,最高是29.99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只有5美元,扣除各种成本,一双鞋只能挣20美分。
四是外资独资化的发展,与本地经济不发生联系,形成孤岛经济,从最低端进入,没有技术转移,没有功能提升,没有价值创造,正如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所称,外商投资在促进了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的同时,“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
五是加剧了贸易摩擦,恶化了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一般商品的贸易摩擦不断,我们还可应对,如这次纺织品贸易争端中针锋相对地采取某些保护措施,而知识产权的贸易摩擦,我们往往无还手之力,仅一季度美国就对我发起了四起调查,涉案金额超过60多亿美元。有人说,中国贸易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外资企业的贡献,事实确是如此。加工贸易早已超过了一般贸易,前者的增长也快于后者,今年以来,加工贸易进口的增长依然较快,加工贸易进出口中,外商独资、合资占85%,其中90%是贴牌生产,而增长最快的数码相机等产品,贴牌生产占到了98%。但这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生产的,是从中国出口的,我们的进出口统计是这样计算的,我们的政策也是鼓励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是没有人替我们认这个账的。
看来,我国目前的情况也许走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到了进行战略调整,从重商主义转向扩展内需,实行真正的富民政策的时候了。这样论说,绝非否定以往的巨大成绩,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应当指出,增加收入,扩大内需,开拓和提升国内市场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大计。如果不能尽快做出战略调整和政策转型,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失之交臂。
为此,首先要改变和抛弃一系列重商主义的思想观念,诸如外资不能减少,出口不能减少,外汇储备不能减少之类,把提高老百姓的收入,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本国居民的财富积累,放在全部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首位;其次要调整和改变现行超国民待遇的激励导向政策,包括出口退税、贷款贴息、税收优惠以及零地价、低地价政策。须知,这些政策都是有利于外国人的,是把国人的财富转移给了外国人,而中国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国人,不能寄希望于外国人;再次,要下决心集中力量推进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取消一切歧视性安排和不平等政策,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场扭曲和行为扭曲,诸如,产品市场全面放开,而要素市场基本管制和高度垄断;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规模人口流动,而人口迁徙的规模却是小小的;政府规模膨胀和权力扩张,而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发育迟滞和受到压抑,等等。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贸易才能绕过暗礁险滩,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坦途,我们也才能化解种种矛盾,逐步走向和谐社会。现在不仅有了这样做的需要,而且有了这样做的可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民间资本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具备了这样做的实力,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体制和政策上的限制一旦放开,就会出现一番新的前景。
宏观调控当前更需要警惕经济下滑
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远去,宏观调控现在真正要警惕的是通货紧缩的到来。政府应收回继续紧缩的手,保持宏观稳定,或者在价格调控和非价格调控上采取松紧搭配。
2005年年初,我在一篇《警惕宏观调控过犹不及 断送大好经济周期》的文章中指出,如果现在名义上“双稳健”的旗帜下,继续贯彻严厉的限制贷款的政策,甚至像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继续升息,那么,无需多长时间,情况将急转直下,物价增长会戏剧性地由正转负,经济增长会忽然由热转冷,宏观调控也将不得不从防范通胀转而变成防止通缩了。从过去1~5月份经济运行的迹象看,这一预警越来越接近于真实。
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启动于2000年,2000年至2002年间,经济增长比较平缓。2003年,由于遭遇SARS的冲击,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高峰,煤电油运全面紧张,投资居高不下、GDP进入两位数增长、物价迅速攀升、日益严重的外汇投机等过热迹象比较明显。在这种态势下,政府从2004年4月份开始采取了比较激烈的宏观调控。
由于宏观调控的作用,中国的经济过热在去年7月即告见顶,随后是一路下滑。到目前为止,投资已经下来了,今年一季度与去年相比增速已回落了20多个百分点;货币也下来了,去年新增贷款的数量为2.2万亿人民币,不仅大大低于去年贷款增长2.6万亿的计划目标,也大大低于2003年3万亿的实际人民币贷款增加值,贷款的剧降导致了货币供应量增幅的回落。2005年5月份,M2和M1的同比增长14.6%和10.4%,M2的增长情况甚至低于1998到2000年通缩间的平均14.9%与2002年通缩时的15%的水平。这些均表明货币供应量已经接近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
最重要的是,物价也下来了。今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8%,与上月相比下降0.2%,1~5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4%。另据笔者计算,今年一季度刨去食品价格后的物价水平,仅有1.4%的微弱增长,许多产业领域事实上仍处于物价下降状态。虽然一季度GDP的增长速度仍在高位,但几乎全赖外需拉动,而外需正面临国际摩擦、一天天变得风声鹤唳,其持续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不能说中国经济仍然过热,不能说通货膨胀的危险很大,也不能说“宏观调控仍处于关键时期”的说法。事实上,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远去,宏观调控现在真正要警惕的是通货紧缩的到来。政府早就应该正式公布:宏观调控已经到位,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显然,面对宏观指标的滑落,继续高扬“双稳健”旗帜,将会使宏观调控过犹不及。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必须告一段落了。
在所有统计指标中,最主要的一个“例外”是固定资产投资在5月份出现了反弹,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经过年初的连续下降之后增幅开始部分反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71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4%。是否需要警惕经济过热会卷土重来呢?大可不必。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反常变动与去年宏观调控后导致的投资增长18.3%较低的基数有关。去年的宏观调控是从4月份开始的,因此,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很高(42.8%),但到5月份急剧回落(34.8%)。2004年的低基数导致在统计上显得2005年的投资在5月份出现反弹。
不必过分警惕投资反弹、而要更多防范经济下滑的最后一个理由是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和经验来控制投资,就像2004以来所显示的情况以及以前几个经济周期中的情形那样。事实上,要控制投资,只要关紧货币的总闸就够了,如果加上土地和项目的控制,则立竿见影,而一旦经济下滑甚至出现通货紧缩,治理的难度就非常大。因此,结合各种指标和情况,当前更加需要警惕的还是宏观调控过犹不及、断送增长周期。
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通缩风险及经济下滑,政府应收回继续紧缩的手,保持宏观稳定,或者在价格调控和非价格调控上采取松紧搭配。首先,在当前的情况下不宜动利率,因为非价格的宏观调控效果现在看来非常厉害,其效果可能相当于好几个点的利率上调。其次,对于汇率的调控要特别谨慎.尽管我们目前有调整汇率的最佳时机,拥有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但目前我国的经济主要还是靠利用外资和出口来拉动,因此,如果调整汇率就应该有相应的对冲措施,如房地产的行政调控适当放松。也就是说如果动用了价格手段,那么非价格手段就要适度放松些,两者一定要有个对冲,才能防止经济出现不可控制的下滑局面。
在《警惕宏观调控过犹不及 断送大好经济周期》的文章中,我曾敦促名为“稳健”实则紧缩的货币政策首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并且“这一调整最好在一季度有所体现,在2005年6月前完成,最迟不迟于第三季度,否则,良机丧失,麻烦就会接踵而来。”现在已经是7月了,这一调整需尽快进行。
经济降温但不会急刹车
今年的经济增长有趋“冷”的迹象,但不会出现“急刹车”,预计全年GDP增长仍有可能达到9.3%~9.5%的高水平;但是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会略低于今年,最需引起警惕的是,2007年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
最近,国内经济学界又开始了一场关于经济形势的争论,与2003年的那场争论不同的是,这次争论的焦点不是经济是否已经“过热”,而是是否会“趋冷”。虽然争论的内容不同了,但同样对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势具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趋冷”,但不会“急刹车”
上半年的需求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主要经济指标中,确实有许多预示着“冷”的迹象。
其一,消费物价持续走低,上半年CPI指数平均为2.3%,比去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并已经连续三个月低于2%。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如钢材、水泥等下跌幅度巨大。
其二,企业利润增长率显著下降,同比下降超过20个百分点,下游制造业大面积亏损。
其三,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超过一万亿元,增长19.4%,且增长率超过同期产品销售增长率3个百分点。
其四,上半年出现了39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去年同期是75.7亿美元的逆差,说明国内需求明显不足,产品被挤压向国际市场。
其五,自去年6月,货币M2的增长率与M1持平,之后M2增长率开始超过M1,至6月份M2增长率已超出M1四个多百分点,说明流通中的货币持续大量退出交易流通,转换成定期存款,这是经济活动趋于缓慢的重要标志。
供需结构变动为经济“降温”
为什么需求增长与去年差不多,经济运行中却出现了这样许多“趋冷”的情况呢?有些人认为是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过去了,由于需求开始萎缩,下半年乃至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会“下行”;也有人认为是宏观调控对需求的压抑过度,会使今后的增长率下滑。
我不同意这些看法,我认为目前部分经济指标“趋冷”主要是两个原因。
其一是总量问题。目前不是总需求显著下滑,而是总供给水平增长得更快,这样就会在经济增长的高水平上出现供过于求,使部分企业效益指标显示出“趋冷”和贸易顺差增加,商品交易也显得不够活跃。至于消费物价问题,则主要是由于去年和今夏粮食丰收,而食品的消费需求从来都是很稳定的,所以由粮价下跌带动CPI指数也走低。
其二是投资需求的结构发生了变动。本轮经济增长主要是被投资拉动的,而投资的主要方向是重工业。在总投资中,存量投资永远会大于增量投资。对存量投资而言,目前土建阶段已经过去,对主要用于土建的线材、铝材、水泥等建筑材料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减少,而这些原材料项目近些年又上得比较多,因此供大于求的现象就比较明显,这些产品的价格也必然会出现较大幅度下跌,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投资需求的重点转移,为重工业项目提供设备的机电产业生产形势又会比较好。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逐渐告别了物质产品短缺时代,开始呈现出由需求水平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典型市场经济特征。因此,如果目前真的出现了需求水平的下降,则可判断经济增长率也将下降。但是,既然目前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水平还都很高,担心经济会在短期内出现“急刹车”、“硬着陆”就没根据,最近有人预计三、四季度的增长率会掉到9%以下,我看不可能,从全年看GDP增长仍会保持在9.3~9.5%的高水平。
明年增长会略低于今年
但是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会略低于今年,原因还是从三个需求因素看:
第一,目前的投资主要是靠存量投资拉动,如果明年新上项目仍然较少,则投资增长幅度会有所回落。
第二,明年的消费增长率可能也会低于今年。
去年由于农业丰收和粮价上涨,以及政府的“扶农”政策等因素,农民收入增长率比前几年上升了两个多百分点。我国一向是上年农民增收,下一年的消费市场就好,是去年以来至今年农村消费增长率较高的重要原因。今年初以来,全国农村市场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活跃情况,前5个月农村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但是从年初开始,粮价下跌,秋粮上市后粮价下跌的会更明显,还有农业生产资料和销往农村的工业品涨价等因素,今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估计会低于去年,就会压低明年的消费增长。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预计增长率在12%以上,明年则可能会落到10%以下。
第三,今年以来,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60美元,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明年的前景都不乐观。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发达国家的进口增长明年可能会略有下降,我国的出口增长也会受到影响。
然而,明年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都是略有下降,但还都相对比较高,这样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估计还会在8.5%以上。需要关注的是,由于明年的总供给增长水平会比今年更高,今年那些表现差的经济指标明年会更不如人意。
2007年可能出现全面生产过剩
今年保“9%”,明年保“8%”都没有问题,有问题是后年,即2007年。
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工业消费品的供求逐步呈现出全面生产过剩情况。据商务部方面数据,今年上半年在507种主要工业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7.0%,而供过于求的商品已占到83.0%。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看,钢材、铝材和水泥等目前已经出现了过剩,煤炭估计明年开始过剩,电力供求至多后年达到平衡,2008年也将开始过剩,所以到2007年中国将没有“短线”部门。但是投资周期过去了,大批重工业项目到了产能的集中释放期,而以前阶段主要吸纳生产资料的重工业投资需求却出现了“落潮”,生产资料的全面过剩就不可避免。如此,工业消费品和工业生产资料都将是全面过剩局面,在中国就可能爆发首次的全面过剩。
如果出现生产过剩,就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率下滑。
在中国出现生产过剩,从一个方面看是反映了改革的成功,因为打破初次分配中的“大锅饭”正是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在成功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后,没能及时建立起良好的再分配体制,因此抑制了居民主体的消费能力,产生了生产过剩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而且解决物质产品丰富所带来的问题,总比解决物质产品匮乏所产生的问题容易得多。
上届政府启动内需是从扩大投资需求入手,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同。在“十一五”期间启动需求则必须从消费入手,实现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
来源:《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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