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樊纲

 

    要不要搞重化工业？———有关中国的就业与平等

 

    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不要搞重化工业，可以“超越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对于这种观点，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从技术上说，是不是已经可以不再用重化工业的产品，而是有了别的（“高新科技”的）替代品？中国现在和将来几十年搞城市化、发展经济，是不是可以不用钢材、不需要水泥，不需要重型机械？如果重工业产品现在还无法替代，盖楼修路还得用钢材水泥，在这一层技术的意义上就还不能超越重化工业阶段。

 

    有人会说，我们还要用钢材水泥，但是我们可以不生产，我们只搞高新科技，用它们的产品去换钢材水泥。这时，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否真正不需要重化工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若是需要重化工业产品而不去生产，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应该花钱进口这些东西，而把这些就业机会让给别人？这可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中国目前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什么？是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三农”问题，是脱贫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出路都取决于就业的增长，取决于大多数农民能不能最终从农业中转移出来。27年的高增长，搞了那么多的产业，包括重化工业，才刚刚把近2亿的农业人口转移了出来，还要转移多少？在我看来，至少还要再创造出2亿—3亿的就业岗位，才能实现中国的充分就业，从而解决上述各种历史的难题。

 

    有人认为重化工业不能创造多少就业，这也不对。重化工业本身吸取的劳动力可能有限，但是与重化工业相关的上下游各行各业，包括机械制造业、原材料生产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吸纳的劳动力却大大多于重化工业本身。过去鞍钢3万人在钢铁厂，而上下游为它服务的“三产”曾经有20—30万人，还不算外地的各行各业。退一步说，即使重化工业创造就业不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但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最可宝贵的就业！只有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是可以转移的，而现在全世界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中国以外只有8000万个岗位，最好的情况再转移到中国2000万个，乘上一个系数，也就是加上由此带动的运输业、服务业等等可能总共会有1亿个工作岗位。技术还在进步，每个行业所需的劳动力都在日益减少。而我国还有2亿—3亿的农民需要就业，可不能就说重化工业所能带动的就业我们就不要了！因此，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新型工业化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首先是所有产业都要搞！中国人太多了，不搞不行。但要采取更好的制度、尽可能利用较新的技术来搞。

 

    能不能搞？———有关“资源瓶颈”的破解

 

    中国是资源稀缺国家，我们今后会越来越面临这个问题，这毫无疑问。我很理解反对重化工业者的担心，就是资源稀缺、资源成本攀升以及重化工业污染问题。但是，首先，资源稀缺本身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天下没有资源不稀缺的国家，而且经济学最近几十年研究结果证明，往往资源稀缺的国家才能发达，资源很富足的国家往往最后不能增长。因为资源稀缺才去努力，才去创造，才去推动技术进步。现实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国内资源比我国稀缺，但它现在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发展自己。

 

    而这时论证重化工业能否发展的问题，从本质上就是要分析我们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是否能做到有效率、成本低、有竞争力。

 

　　第一，是否有效率。现在很多人对重化工业的批评其实是在批评我们中国目前在于重化工业中还存在的缺乏效率的现象，批评我们中国资源和能源利用率太低。这当然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日本资源少，但能够大搞重化工业，原因就在于其资源利用效率是比较高的。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效率低，就没有竞争力，实际上就是没有资格搞重化工业。我国当然不能再走过去计划经济时依靠国家给补贴、不讲效率、不计成本地搞重化工业的老路。而这几年这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其实首先是民营企业搞出来的。一些民营企业挖一个总工程师过来，6个月建高炉，8个月就能出钢水，效率大大提高，在国际上都有了竞争力，为什么不能搞？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和有体制保障的技术进步改变我们低效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产权制度、价格制度、市场制度和竞争制度的改革来确保效率的提高，确保企业有动力、有约束，通过不断地创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有效降低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具有竞争力。但这不是要不要搞重化工业的问题，而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改革体制提高效率，获得搞重化工业的资格的问题！在讨论重化工业问题时，要先搞清楚你是在讲重化工业不好，还是发展工业的体制不好？这是两回事。

 

    第二，既然自己没有资源，要从全世界运回资源来搞工业，就有了一个运输成本问题。运的资源越多，运输成本的因素就越重要。而运输成本比别人高，同样是对竞争力的扣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源稀缺国家必须在体制和技术方面比别人做得更好，从而在其他方面把成本降得更低，才能抵消运输成本较高的弱势。

 

    第三，要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就有了一个能否以合理的价格在世界上获取资源的问题。我们只有走全球化的道路，从世界市场上买资源，通过我们生产的制造业新产品来换取资源，这时的问题就在于那个换取资源的价格是否合理。特别是，如果我国的外交与外贸战略搞不好，出现了不利于我们的“政治加价”或价格歧视，人为地提高了资源价格，我们的竞争力也会被削弱。所以说，资源稀缺从物质上说不是问题，但在国内体制上会是问题，在国际关系上可能是个问题。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证我们今后能以合理的成本价格获得资源。

 

    第四个因素就是环保。现在确实不能再按照过去不顾环保的方法来发展重化工业，环保（成本）将来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标准。

 

    在哪里搞？———沿海地区最适合

 

    这是区域发展的问题。当前有的人争论南方、北方区域增长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是个假问题。才半年的时间长三角、珠三角增长速度比其他的地方慢一点，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其中确实很大程度是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因为这些地区在过去几年经济过热时走在前面，当宏观调控经济要调整的时候，他们自然也是首先要调整的地区，所以这些地区增长减慢一点也不足为奇。

 

    要发展重化工业，将来越来越多地要依靠全世界的资源，而人类迄今为止最便宜的运输工具还是水路运输；而且资源产品体积大、重量大、附价值低，水运的成本优势要比其他任何运输方式都大得多。而这就导致了沿海地区发展重化工业的成本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北方以前可能有搞重化工业的优势，而以后在新增加的部分就不一定还有优势。所以从逻辑上说，今后利用世界资源发展中国重化工业，合理的布局是在沿海地区，因为它的运输成本最低。不这样，难道我们还要把那些体重价低的原材料从海船上卸下来再装上火车甚至是汽车长途运到内陆地区去搞重化工业吗？因此，沿海地区在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当中，重化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产业。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水资源。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