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产能过剩”不过是一个新说法。过去大家耳熟能详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恶性竞争”以及更久远的“一放就乱”等等，指的其实是同一种现象。这就是，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市场的需要。派生的现象是，产品杀价严重、企业亏损增加、产能大量闲置。多少年了，批评、警告、指责外加随之而来的各种措施，“产能过剩”依然故我，总有什么原因吧。

 

　　计划时代的情形，不谈也罢。反正没有消灭“产能过剩”。1960年代初2000万劳动力从城市和工业重回农村，原先配置给他们使用的产能，还不是过剩和闲置？多少次经济调整，要政府出手关停并转企业、指令销毁生产能力，不是“产能过剩”又是什么？也不要笼统地说都是权力下放、地方乱来的结果。如果高度集权可以解决问题，权力下放又从何谈起？

 

　　根本的困难是不容易事先算出社会需求。人们顶多只是在“猜”社会将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是的，“猜”——事先的估计与事后的结果必有某些出入。也请读者注意这个“将”字。投资的决定现在就要做，要过一个时期才形成产能，再过一个时期才有产出。就算做投资决定时“猜对了”，市场需求也可能变；何况猜对谈何容易。

 

　　二十世纪在全球相当范围试验过“事先调节供求”的计划体制，一时猜对的有，但普遍、长期搞对头的，没有见到。说“贫穷的社会主义”，缘起“贫困的计划经济”。问题不是事先猜不中——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事先完全猜中的——而是在计划制度下，猜错的、投错的，无论怎样错得离谱，统统人民埋单。

 

　　市场体制当然也不能完全消除产能过剩，因为“猜错”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不过市场试图约束投资出错，尽可能减少猜错和投错的后果。市场的第一招是分权投资、分权决策。集权“猜”，猜中了固然很好；万一不中，后果就特别严重。分权体制首先是你猜你的，我猜我的，在阿尔钦所说的“发散的信息流”中，鼓励各方参与“猜需求”的大竞赛。

 

　　市场体制的第二招，是奖惩分明。猜对了需求的投资，在市场体制下可获很高的回报，甚至高到与资产形成的“成本”完全不相干。猜错了的呢？投资的市值缩水再缩水、直到血本无归！这就是说，分权的投资决策要受制于产权——动用的投资资源要有清楚的产权边界。投对了，由谁来领取奖励并消受成功的喜悦？投错了，又由谁来接受惩罚并承受后果？只要奖惩分明的规则在重复中坚持，人们在决定投资时就不得不“事先”考虑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过去说市场经济完全是一种“事后调节”的体制，恐怕偏得相当远。

 

　　转谈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仍由政府部门和官员“安排”的投资，出了错，国库、银行、股市负责赔，所以错、错、错，赔、赔、赔，多、多、多，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目前严重发生“产能过剩”的行业，并不是由清一色传统国企组成，许多民企私企也很不少。这些产权边界大体清楚的企业，为什么也热衷于参加产能过剩的游戏呢？即便有银行贷款可以作为杠杆，真要赔本的时候，自有资本的比例再低，赔掉了就不心痛？

 

　　想过很长时间，没有好答案。去年6月，机缘巧合，到常州铁本访公司创办人戴国芳。其时戴已遭牢狱之灾，我们的谈话是在当地看守所进行的。交谈时断时续，不是很顺利。这位捡拾废钢出身的农民企业家，讲到家庭命运悲从中来、泣不成声；要把话题引到有关钢铁的事务，他才目光有神，侃侃而论。

 

　　整理和戴的谈话，有三点重要：1、钢铁产品的市场需求有起伏，起落之间的规律不是戴和他的公司可以掌握的。但有一点清楚，戴从来靠抓住市场机会起家，错过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机会，什么都谈不到；2、戴把行业内占有相当份额的公司作为参照系，他细心比较这些企业的吨钢成本、建高炉和码头的成本，与自己公司实际可达到水平的差别；3、戴做投资决策不看市场总量，只看相对竞争优势。他认为无论市场需求的总量怎样变，只要自己拥有成本优势不变，就不可能被挤出局。

 

　　在严格的经济含义上，我并不完全赞成戴的主张。他如数家珍般道来的，某某公司建一座高炉，投资10亿，某某投5亿，铁本只要3亿——即便核实无误，也不能证明铁本就拥有成本优势。投出去的钱，覆水难收，“沉没成本”再不是成本也。10亿也罢，3亿也罢，建了高炉就不能产芯片，转卖出手不值钱；继续生产钢铁，“成本”就是放弃转卖设备的收入。仅此，没有谁有什么成本优势。当然，这点理念上的误差对一位实业家无伤大雅。历史上投10亿建一个高炉的，拖累大，再向银行举贷不如投3亿的来得容易。如是，后者当然拥有成本优势。所以，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到，戴的成本优势还可挽回不少。

 

　　重要的是，戴启发了我。原来刺激后进入者大举投资的诱因，恰恰是行业内现存大量低生产率企业！在市场里滚了多年的人，怎会不知道“产能过剩”的可怕？他们只不过像戴国芳一样相信，即便发生严重的产能过剩，也是优存劣剩，出局的是投资和生产效率皆低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他们自己。是对是错，他们就是这样看的。

 

　　这条“戴氏判定”，可以举一反三。比如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的分布，粗略看去，大体是三分天下。全部由国有垄断、政府定价的行业，产能过剩一般不严重，其中像电、油之类，还不时复发“短缺经济”的症候。在另外一极，即全部或大部由民营私营公司当家的领域，市场进出自由、价格开放的，也看不到严重的“产能过剩”。比如餐饮业，从来无须“产业政策”去关照，可搞得不错，关键是再也不容易找到头脑一热就开饭馆的“投资人”——除非他真的要和自己过不去。“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一定在以下行当：多种所有制企业一起上，市场准入不易退，政府干预频频。最近国务院关注的几大行当，钢铁、水泥、矿业等等，概莫能外；进一步的，家电、手机制造、(某种程度上的)房地产等等，也八九不离十。这是不是说明，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自有转型时期的特别诱因？

 

　　事情还有另外一半。优秀的或自以为优秀的新投资者冲了进去，劣的退出来了吗？要是退得及时，就不会有严重的产能过剩了。退的难处何在？我们下周分解。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