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责任

我是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不会这山看着那山高，主张“一生做好一件事”。我做企业并没有三头六臂，而是把别人休息和节假日的时间都用于工作了。我同时做两个世界500强是用了比正常工作多一倍的时间。利益上，我主张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从不和大家争什么。我觉得自己能坚守企业，并做成些事，是因为我的责任心。

家庭的影响

去年11月，我满63岁正式从中国建材董事长的岗位退休了；我转过来开始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两个协会会长的工作；我也继续做些企业培训教育的工作，倒也十分充实。这些日子，也有不少媒体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让您重新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做国企吗？”我知道大家问我的话中之意。我说：“以我的性格，我还会选择同样的一条人生道路。”或许大家认为我是在说漂亮话，在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我回答的是心里话，觉得这么多年自己一路是凭心而做走过来的。回想一下如何走到今天，可能主要因为我的一个特质，那就是责任。

我的父母都是县城里的干部，他们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青年干校学习时相识并结婚，然后被分配到河北的一个县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我的父亲开始工作时是县里的监委书记，后来当过区委书记、公社书记、县社主任、电力局局长、机电局局长、工业局局长、经委主任、纪委书记，工作了几十年，就在县里打转转，退休时的职务和他二十多岁刚去县里时的工作职务相当。其实，在县里有好多老干部，他们资历很老，却一生都在做基层工作。父亲比较达观，和同事们的关系相处得也很好，是那种工作很认真的人，单位里的同事们也都很尊重他。父亲除了工作，也喜欢做家务，打扫卫生、买菜等样样都做，家里不少活都是他干的。记忆中有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刻，那时父亲有段时间没在家，他一回家见到我很高兴，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副食店买了个猪蹄给我吃。我坐在自行车后边，父亲一路上和熟人热情地打招呼。母亲是个工作很要强的干部，“文革”后她在县里服装厂做厂长。那个服装厂是个集体小厂，开始只有几十个人。母亲在那个厂工作了十年，硬是把那个小工厂做成了一个做出口加工活的有几百名工人的中型工厂。每次我去工厂看她，她都是在车间里工作，每月月底晚上都是噼里啪啦地打算盘，我常在她的算盘声中入睡。母亲在工作中获得很多奖状，家里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她的奖状。父亲常说：“你妈真的不简单，带着你们几个孩子，工作中还总是模范。”母亲是个有智慧的人，写的一手好字，也会写文章，而且是那种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人。我从未见父母争执过，也没见他们和别人红过脸。父母的善良、忍耐和敬业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

当队长是我人生事业的第一步

我是1973年秋天高中毕业的，1974年4月在农村插队。我出发那天，县里开了欢送会。我们站在解放牌汽车的车厢上，举着红旗，大街两边都是欢送的人群。多年后，一位同去插队的女同学说：“志平，你还记得当时在汽车上你给我们说什么吗？你说我们到农村一定要大干一场。”我不记得这些了，但这个话像我的口气。

插队的村子还是很照顾我们的，安排了一个有大院子的三间大房子作为知青点，女同学们合住，还有专门做饭的食堂。我住在一家农户，他们家有三间北屋，两间东屋，一家人对我都很好。我们那时每天去村子东边的大队农场劳动。农活虽然累点，但还是很快乐的。那年冬天，我突然被选回生产队当队长。那个村子有8个生产队，每年冬天村上都要选一次队长。第八生产队老队长撂挑子，其他队员又没人当。当时上级驻村工作组和大队支部书记看上了我，对我印象好，提出让我去第八生产队当队长。我当时18岁，也不太懂农活，说要去当队长倒也没打怵。可能这也就是那种“要大干一场”的想法吧。我当队长的第八生产队有280亩地，有150多名下地的队员。我当队长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家每天三次派活，早晨、上午、下午各出一次工。早晨我常睡不醒，每次都是房东大娘在窗口叫醒后跑去队部敲钟。我也学着村里人的叫法，称大家“大爷”“大婶”“大哥”“嫂子”等安排农活。对280亩地的农活的安排，我找了五位有经验的老人，让他们每天到地里查看，晚上我们在队部里开诸葛亮小组会。我用小本子记下明天要干的农活，再把队员做个分工，这样把工作安排得很好。村里的队长都是凭自己的经验，而我凭诸葛亮小组的智慧，还有我在小本子上对队员工作的规划，没想到我比他们做得更有条理。

当队长不光要派好活，自己也要带头干活，以身作则。一般来讲，队长会不少技术。这些我都不会，但我不认输，我也套上牲口去耕地、耙地什么的。播种是个技术活，前边牲口拉着，后边手端着木制的播种工具，播种深了浅了都不成，关键是要播得均匀播得直。播种一天下来，我手上磨得全是血泡。还有一个活我也终生难忘，就是扛麻袋。其实就是把粮食装成100公斤一袋的麻袋，把麻袋从场里扛到路边的马车上或拖拉机上。我那时18岁，力气没那么大，但觉得自己是队长不能示弱，扛着100公斤的麻袋，真是步步千钧重。我小时候右腿骨折过，也担心不要出什么事，但还是和那些壮劳力一样扛了一袋又一袋。后来有个大爷拍拍我的肩膀说，真是好样的。做队长还有项工作就是，这280亩地里种什么庄稼。那时要求以粮为纲，不允许种植多种经济作物。但社员们又要有些花生、大豆、芝麻等。为种这些作物常要冒点险。有时公社会来拖拉机全都给耕掉。还有就是种子，往往高产杂交种子的粮食不大好吃，而好吃的粮食产量又低。围绕着这些我也很费心思，和有经验的队员商议，平衡好种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关系，平衡好高产的公粮和低产的口粮之间的关系。我当队长那年，生产队收成和分红都很好，一下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知青队长。那年春节，我也没回家，这把母亲急坏了，人家的孩子都回家过年，只有我一个人待在村子里。我当时的想法是，作为队长，我要在村子里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那年冬天，我还和村里共青团的干部们一起办了个夜校，主要是学习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我也因为个人表现好，在村里入了党。那时村里有5个党小组，5个党小组都一致同意我入党。我也被选为省里的先进知青，去省里交流经验。我靠自己的努力在农村入了党并成为大家学习的先进知青，这是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插队那段时光，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光。有时候常回忆起站在土坡上给队员们派活的情景；想起队员们那一张张纯朴的脸庞。农村插队的三年使我理解了农村和农民，并学会了和他们相处。所以后来在建材集团做董事长时，我动员了50名集团的年轻干部去扶贫县做村第一书记。我给大家说，在中国只有了解了农村和农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