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已经过半，中国经济稳增长压力未减，一些新的经济提振和投资计划再度登场。

　　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新华社报道称，此次重点对投资领域、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特别是涉及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发展、民间投资等方面的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

　　“稳增长”思路在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炉，顾及到总需求下滑、4万亿政策之后的产能过剩，今年一季度中央投资谨小慎微。但随着相关宏观数据的明显走低，稳增长的压力迅速上升。

　　2012年5月之后，中央高层频下地方调研，向地方吹风，鼓励地方“有信心”稳增长。地方政府亦顺水推舟，接过“稳增长”大旗，一方面到北京跑项目，另一方面在当地想对策，7月以来，各地竞相出炉新版投资刺激规划。虽然目前尚难准确统计刺激计划的总规模，但以投资刺激主线的思路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央领导调研过程中，有企业家当面进言，政府应转变职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亦谈道：要稳增长首先得稳投资，稳投资必须得换机制，必须实实在在搞改革，民营资本才会入场。

　　在“重启改革”呼声难以落地的近四年间，由于减税力度有限，消费远水难解近渴，投资再度成为稳增长的依赖路径，这亦引发了多重争议。

　　比如，占据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半壁江山的出口领域投资难为，地产行业投资受限，重新拾起的基建领域投资，较之2008年4万亿时期的全面放松，也有明显收窄。而4万亿之后累积的地方债务，伴随着经济“二次探底”过程中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的大幅下滑，更令地方政府稳增长面临缺米下锅的窘境。

　　雄心易，基建难

　　虽然备受指摘，基础设施的投资潜力，仍然再次被各级政府所看好。

　　2012年3月底开始，特别是5月中下旬，国家发改委放松项目审批，以湛江钢铁项目为代表的基建项目重新上马。随后在二季度末和三季度初，基建投资项目有明显恢复。

　　7月20日，宁波市出台《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7月23日，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7月25日，长沙市推出总投资额高达8292亿元的195个项目；随后，贵州省推出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包括2382个项目投资总额高达3万亿元左右；8月初，福建推出《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构建平潭两岸海洋经济合作特殊区域，编制实施平潭综合实验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一直“喊穷”，呼吁相关资源配置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转向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一位西部省份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直言：之前对东部地区的过多倾斜政策，造成了很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近期引人注目的是，GDP总量仅高于西藏、位列全国倒数第二的贵州，成为这一轮地方投资刺激计划的“急先锋”。

　　相对于其5700亿元的GDP总量（2011年）和394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011年），贵州总额3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规划，引发外界争议不断。

　　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称，从目前披露的贵州发展规划来看，只是将4万亿期间的在建、续建项目以及贵州省未来投资规划的项目，以最大盘口展现，“至于投资落实多少，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本轮地方稳增长的版图中，西部仍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而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经济增速已经“下台阶”的东部，更强调城市规划下的公用设施等投资，侧重点各有不同。

　　综观本轮地方稳增长举措的溢出效应，较之4万亿时期亦有所变化。

　　2008年底4万亿出炉之后，在具体产业领域造成景气，还带动了一轮九个月的牛市行情，一时令股市晴雨表作用颇为明显。2008年11月－2009年8月，沪深A股加权涨幅较大的板块依次为有色金属、纺织机械、房地产、煤炭行业，涨幅分别为290.91％、265.78％、243.04％、240.57％。其中，2008年11月，涨幅最大的板块是水泥行业，加权涨幅高达52.9％。这与投资刺激可能带动的产业井喷比较一致，相关行业在其后两年的确获得了快速发展。

　　但四年之后，环境已大不同，投资刺激的重点和可能拉动的行业亦有变化。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分析认为，交通、能源、水利是本轮投资重点。

　　2010年4月，中央出台住宅地产限贷政策，2011年1月又祭出限购举措，较之2009年初的首付两成、利率7折的优惠条件可谓天壤之别。出口投资由于欧债危机深化而难有起色，剩下的半壁江山中，占据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四分之一份额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也受到严厉的管制，因此，仅靠占据另四分之一的基建投资肩负“全局”重任，显然难堪其负。

　　据计算，过去三年间，中国资本回报率出现了显著下滑，基建投资的路径依赖开始遭遇瓶颈。但新的投资刺激计划在具体侧重点上有所调整，除了能源和水利，以交通领域为例，曾经火热的铁路和公路建设出现重要调整，而此前较少被提及的机场建设，则逐步显现其重要性。

　　7月底，国家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证实，国务院的有关规划明确了民航业作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发展前景，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未来几年中国将改扩建101座机场，新建72座，涉及投资总额至少在4500亿元以上。

　　各地对机场建设的认识也在发生根本变化，据国家民航局的数据，目前全国180多个民用机场总体上盈利46亿元，出现运营亏损的支线机场有133个，亏损额20亿元。以云南腾冲县为例，2009年机场投入使用，当年游客猛增至330.5万人次，在当地政府看来，这与腾冲机场一年2000万元左右的亏损相比，极为合算。

　　当然，李家祥也证实，机场建设的审批程序较为复杂，需要协调地方政府、民航局、发改委等各方面的关系，还要服从整个空域资源的开放和布局规划。即使如此，“要想强、上民航”，开始与此前流传经年的“要想富、先修路”并存。

　　央行政策取舍两难

　　除了投资路径惯性，更多人对本轮投资刺激的可行性和持续性也有担忧，对于投资低效率的批评更是不绝于耳。

　　经济学家表示，以贵州为代表的地方版稳增长举措中的项目，大多为跨区域大型项目，主导权在中央政府。换言之，“地方版”稳增长效果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抉择。

　　言下之意，政策和布局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其中尤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重。财政政策放松信号和行动一直明显，尤其是去年底多方呼吁的结构性减税，在今年有所推进，营业税改增殖税的试点扩大，令部分企业有所减负。

　　但上半年税收增速同比大幅下降，亦令接下来的减税步伐难以加快。近期各方关注的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大，或是为寻找新的税源，但从其规模来看，尚难以形成新的税收增长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财政开支扩容。

　　货币政策的放松则经历了一些反复，对于地方稳增长所需资金造成一定影响。

　　去年底稳增长政策出炉之后，央行货币政策逐步放松，迄今已经两度下调存准率，二度降息。特别是中央高层在今年5月明确“地方稳增长”思路之后，支持基础设施长期投资的债券市场升温，无论是发改委还是央行，均在企业债方面有所松动。该经济学家在2011年夏天即指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债市利率，几可等同为市场化的贷款利率。

　　一些经济学家向温家宝总理建言之后，ABN（资产支持票据）亦在8月7日开闸，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首批ABN发起人，募集资金规模总计25亿元，均以定向方式（PPN）发行，期限为一年至五年不等。这三只票据推出便销售一空。

　　但是，在6月至7月间央行两度降息之后，债市利率不降反升。央行8月6日公布的最新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今年6月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7570亿元，较5月增加29.7％。货币市场利率水平上升，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72％，较5月上升53个基点。回购利率方面，整体水平较上月也有所上升。其中，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81％，环比上升58个基点；6月29日，七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4.14％，较5月末上升197个基点。

　　接近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士称，银行间市场利率攀升，与央行近期对降息更为慎重直接相关。今年春天以来，国际粮价大涨，大豆和玉米价格飙升，尽管CPI连续下行，但输入型通胀不可不防。

　　在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环比连跌的背景下，贷款利率维持在6％的水准，在客观上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趋紧，债市利率因此攀升。

　　在各界降息和降存准呼声强烈的背景下，央行按兵不动，使近期债市利率上涨更为明显。8月21日，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了15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同时还进行了7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分别为3.4％和3.6％。尽管投放规模前所未有，但7天期资金中标利率还是不依不饶地较上周四上涨5个基点，14天期资金招标利率则持平。

　　今年央行两次下调利率之时，均调整了存款和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的开端。经济学家称，利率市场化驱动货币条件更为严谨，央行亦试图以市场手段对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进行适度约束。

　　“道理很简单，经济结构的转型，需要相对紧缩的货币条件配合。”他说，“否则，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将卷土重来。”

　　2012年过半之时，关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抬头的消息不断传来。他表示，当前格局，已不能再把央行、商业银行当成财政的提款机，“商业银行要靠市场，要看利润”。无形之间，地方稳增长的盘口再度缩水。

　　地方政府独木难支

　　受经济增速下滑影响，上半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并不乐观，并有近四成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之后，其收入并未达到年初设定目标的一半。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浙江等地尤为严重。而此前，关于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出让金大幅下滑的报道已连篇累牍。

　　“第一财政”和“第二财政”的双下滑，令地方政府稳增长举措别无选择地寄托在平台融资上。但《财经》记者接触到的多个消息源显示，进入2012年以来，平台信贷已几近全被斩断。

　　华南某副省级城市的一位区长称，去年底和今年初，区政府和商业银行展开谈判。商业银行提出，平台信贷展期的条件，是地方政府先行偿还此前债务的10％。这一并不严苛的条件，令区政府大喜过望。

　　但是，商业银行随后采取的“降旧控新”原则，令地方政府对平台信贷望洋兴叹。无奈之下，平台融资转向债市。

　　央行数据显示，7月信贷仅为5400亿元，而社会融资总规模达到1.04万亿元，信贷与债市此消彼长。只是，“长”出来的平台贷款部分又面临利率市场化的挤压。

　　即使没有信贷严控和利率市场化的压力，地方政府的再投资能力也已大幅缩水。上述经济学家指出，首先，土地出让金下滑恐非短期现象，撬动银行杠杆的资本金不足，意味着地方政府透支未来追求短期业绩的路已走不通；其次，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已然高企，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平台债务已达10.7万亿元，而银监会的数据则是14.2万亿元。

　　此番平台融资转向债市之后，他表示：“不管是平台信贷还是平台债券，不管是短期借款还是长期融资，终归是地方政府的负债。”

　　回望4万亿时期，央行和银监会曾在2009年3月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商业银行“从快”放款，加之彼时地方政府债务仅为1万多亿元，央地联手造就了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如今央行和银监会抽紧流动性，维系超短期的稳增长，全靠地方政府负重前行，难局显露无疑。

　　改革红利缺位

　　在新一轮增长优先的大旗下，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开始担心，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会卷土重来，最终将令各地难以招架。为今之计，是重启改革议程以做长久之计，而非过于看重超短期的经济加速增长。

　　张汉亚参与讨论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之时，曾提醒国务院主要领导，大规模刺激会令落后产能再度上马，加大“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难度。建言未获采纳一年半以后，多地为突击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而采取的拉闸限电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已是后话。

　　在经济学家看来，眼下出口最坏的阶段已经度过，去库存已经十个月，补库存已经开始，投资趋于稳定，当前的刺激力度已经足够，无须再行加码。

　　业界不断进言，短期企稳之际，应加快重启改革议程。

　　中国一些曾经具有优势的行业，也面临稳增长的难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浙江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证实，在经历了极为惨淡的上半年之后，今年下半年的经营状况有望较大改善，因为7月各项指标有所回升。再加上今年春茧便宜（去年均价24元/斤，今年均价16元/斤），企业质押贷款吃进较多，补充了原材料库存，近期丝价回升，效益也开始回升。

　　8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嘉兴雅莹服装厂主持浙江企业家座谈会时，凌兰芳第一个发言：所有红利均已出尽，所有瓶颈均已显现。

　　因为时间所限，凌兰芳向温家宝总理直言各种弊端：市场不规范、企业家依附权力、行业协会不作为、强势政府不利于发展——每两个丝绸工人供养一个公务员等。温家宝微笑点头，并在点评时予以肯定。

　　事后，凌兰芳表示，如果时间充分，他会较为系统地表达对减税的看法。在他看来，政府、企业、百姓三方中，百姓福利难以削减，企业当前正处困境，能够削减的只有政府支出，减税的核心是减支，也就是强势政府必须向服务型政府过渡，方能令经济长治久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最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指出，中国面临增长阶段转换，8％长期而言难以保住。“现在一些领导认为速度下来是主动调控的结果，言下之意是明年想让它上去就可以上去，但其实是上不去的，硬推上去的话后果会很严重。”

　　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自2008年以来经济增速已经明显下降，稳增长所涉及的各方面改革，绝非地方自己可以推进。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较大，低速增长是可以承受的。刘世锦表示，需要考虑基数因素。2000年的时候GDP是10万亿元，增长10％是1万亿元。2011年47万亿元GDP，增长10％是4.7万亿元，就算增长8％也得4万亿元，越往后越困难。他认为，中国若能够在今后10年到20年时间里保持6％的年均增速，就难能可贵，而这需要全方位的改革。其中核心，是各地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减弱对投资刺激的过多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