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将发生阶段性转变
“十一五”时期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当初最主要的既定目标,即利用境外资金和海外市场,加速经济增长并扩大经济规模。从未来趋势看,虽然利用外资仍然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作用,但随着国际投资方向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经济主要矛盾的变化,利用外资的其他作用和功能将逐渐成长,中国经济对利用外资的需求也将逐渐发生变化。这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因此,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和新的政策思路。
一、 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
从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和投资司专家的视觉看,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通过国际化生产的组织与安排,成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力,这是国际直接投资最主要的表现。这种判断的依据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出现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增长率约为全球GDP增长率的2倍,比同期的国际贸易增长率也高出40%;1985年之后,全球直接投资又出现超过全球生产和全球贸易的增长,在这些过程中,一些新兴经济体成长起来,一些原先贫穷落后的国家较快地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促进增长和发展的效果也同样印证了专家们的判断。
到200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04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成为第六大经济体。按照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经济将比2000年再翻两番,按现行汇率计算,即达4万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将陆续超过英法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利用外资将继续有助于中国实现既定的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外资经济的增长方式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的变化。
从1985年开始掀起的新一轮国际直接投资高潮,使跨国公司得以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组织国际化生产,从而扩大了世界商品市场和世界商品贸易,进而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这一时期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最鲜明的写照。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与此相呼应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第五次跨国并购,把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推向历史最高点,同时也标志着全球性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在经济增长中加速进行,这同样也为发展中国家接受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中国吸收外资和工业化的进展在这个背景下达到了空前的辉煌。2001-2003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持续下降说明全球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已告一段落,世界经济处在蓄积新的需求阶段,但它的苗头已见端倪,国际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标志着世界经济结构更深刻的调整阶段即将到来,其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中国利用外资也将在这个大背景和大趋势的制约下发生阶段性的转变。
二、 中国经济的新挑战和新任务
从2003年4季度开始,中国再一次采取宏观经济的调控措施,以抑制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人们对这次宏观经济调控认识上最大的共同点并不是别的,而是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的担忧有了现实感和紧迫感。
第一,粮食问题。粮食问题其实质是土地资源问题。由于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占用耕地,造成粮食生产下降。200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仅达8600亿斤,与总需求相比缺口1100亿斤,其中700亿斤是稻米,而全球的稻米贸易量只有400亿斤,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和稻米,造成了国际价格的上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曾承诺,中国向国际市场采购的粮食将不超过自身消费总量的10%。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有限的耕地上养活13亿人口,同时只能在十分集约的方式下支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耗费,用土地资本化的方式来支付工业化和城镇化成本的回旋余地是很小的,淡水是另一重要的自然资源,2002年,已探明储量为26868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只有2091立方米,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03年人均降为2076立方米,列入世界13个人人均水资源不足的国家。
第二,能源和矿产资源约束。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以人均计,上述5种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仅为1.8吨、1063立方米,9.9吨、13.2公斤和283公斤。石油消费目前已超亿吨,如果石油人均消费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到2020年中国石油总消费量将达28亿吨原油,而国内产量将达不到4亿吨,预计届时世界石油总产量只有40亿吨。其严峻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环境污染严重。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造成工业排放大量增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总趋势更令人担忧。中国单位GDP的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的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仅有30%的废水和污水得到处理,70%直接排入江河湖海。粉尘排放量是世界先进水平的10倍。
第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中国经济每创造1美元所耗能源是西方7国的5.9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再也难以为继。
第五,经济结构失衡。从产业结构看,按现价计算,2003年,中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4.6%、52.3%、33.1%,而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全球一、二、三产业的平均构成约为4%、32%、64%,两相比较,中国的一、二产业比重太高,第三产业比重太低。需求结构不合理是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过去2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很快,而最终消费率趋向下降,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而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平均消费率约为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偏差很大。
上述挑战说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考验,也是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再翻两番目标的最主要矛盾,缓解或解决这些主要矛盾是未来15年左右时间里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具体说,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缓解资源约束、减少污染与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过去提过多年,成效不很明显,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没有把它放在足够高度来认识,没有看到它与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二是没有把它与对外开放联系起来,特别是没有把它与利用外资的大政策联系起来,这样必然事倍功半。
怎样利用外资,利用什么样的外资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社会中有哪些经验,包括非关税贸易壁垒中的措施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丰富实践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哪些应当总结?这些问题过去都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我们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部分体现了这方面的要求,但很不充分,也很不明确,表现在产业准入缺乏技术标准化要求,后续管理缺乏技术规范和适时监督;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缺乏差别化的激励和鞭策等,这些不足,造成我们在利用外资效果上的局限性。
一般来讲,跨国公司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消耗自然资源较少,突出的优势是人力资本。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将逐步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上游替代或下游替代方向发展,是其产业成长的一般规律,中国的产业成长在相当程度上也会贴近这种成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外资企业仍将发生很大作用,能否在这个过程中把外资利用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新任务很好结合起来,是利用外资新阶段所面临的第一项重要课题;同时,能否在国际投资转向服务业的变化趋势中,把握新的机遇,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这是利用外资新阶段面临的第二项重要课题。
三、 锁定战略目标:外资经济的成长方向
1. 促进新型工业化的成长
新型工业化是一种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小、要素利用率高的新型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途径,也是继续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广阔天地。由于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70%以上仍然进入工业领域,这种状况在短期内还不会根本改变。但必须引导外资经济走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前列、成为我国工业现代化方向的榜样力量,为此应当设立一种评价指标体系,如资源耗费指标、环境污染指标、工业效率指标等,利用它加强各种监督,以利于提高外资经济的现代化水平。
外商投资企业有较高的总资产贡献率,但增加值率较低。这说明,与内资企业相比,工业部门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工业领域的集中程度高于内资企业,因此,其资产创造的产出较高,但增加值率偏低,说明资本和人力(包括技术)的要素报酬较低。当然,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值率偏低,可能有跨国企业价格转移的因素在内,有时难以判断其资本和其他要素报酬的真实水平,但与我们的政策与信息导向也有关,如果设立这项指标在同行业内观察和评价各个外商投资企业,就可能矫正我们的政策导向与信息的偏差。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际是促进工业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外资,其实质是发挥外资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需求创新方面的先导作用。在实践上,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如爱尔兰、印度发展软件产业就是很好的案例。
2. 促进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比重的提高
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是未来外资经济成长的另一重要增长点,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也有利于缓解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中的主要矛盾,实现新的目标。目前,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还有很大潜力,其理由主要就是流入中国服务业的外资比重还比较低,增长有空间。
在服务业中,外商投资的结构也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传统的商业服务业,在许多现代服务业领域中投资还很少。一些领域外资进入与对外开放程度有关。如金融、证券和保险业的开放还有一个过程。但某些行政垄断领域的开放并非像金融领域那样敏感,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商务咨询业、医疗服务、物流、教育、城市基础设施和燃气、电源生产等,这些领域外资流入少,主要仍是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障碍。因此,为了扩大这些领域的外资流入,仍然要从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入手。
四、 完善体制政策环境:“十一五”时期利用外资新举措
1. 完善产业准入政策
通过制定不同行业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批工业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均按新的准入标准予以审批。已批项目也要按新的标准要求提出达标的时间表,并对此承诺负有经济责任。内资企业也要按国民待遇的要求逐步与外资企业的标准接轨。由于各地工业化水平和外资经济的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因此,中央政府只发布指导性的各行业评价指标体系,其实施性的行业评价指标体系应下放到省市区一级或再下一级行政单位去制定。不同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公开透明,受到全社会监督;各地招商引资的数量与质量差异,也要受到全社会监督。
2. 产业标准化管理应纳入法制化轨道
目前,中国的质量技术监督主要针对产品,缺乏对企业生产过程的技术标准管理。因此,要把质量技术监督向前延伸到生产过程,考核生产过程中的有关指标。这种监督管理也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地方立法,让人民代表参与。
3. 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应体现新的政策目标
目前,凡有外商投资项目均享受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各地方制定的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这种普惠制的做法今后应该改变。作为全国的统一政策,应当只奖励那些在实现行业评价指标体系中达到较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树立其新型工业化企业的榜样。
4. 继续扩大开放,打破一些服务行业的行政垄断
根据国外专家预测,一些服务行业是外资进入的重要领域,如金融、商务服务、物流、信息服务业等,这些领域有的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已有承诺,要继续按原定时间表逐步开放,吸引外资进入。即便在金融领域,围绕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建设,仍需大量基础设施投入,金融服务业也亟需发展,这都是吸引外资的增长点。其他一些服务领域,如教育(包括技术职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则需要打破行政垄断,通过深化改革,引进多元投资主体,促进发展。
5. 继续深化改革,为新兴产业创造市场需求
一些服务业得不到发展,外资进不来,与缺乏市场需求有关。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市场需求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削弱传统性的过程。市场需求创造出来了,新兴产业才有发展空间,外资就会蜂涌而至,围绕新兴产业和新的消费需求,就会有新的服务业出现。
6. 创新国家科研开发投资体制,加强与外资研发机构的合作
国家投入于科研开发的经费绝对额是增加的,但比例并无提高,说明这是稀缺资源,所以应提高使用效率。目前,一般采取由国有企业或科研机构承接科研项目的渠道投入资金,效果未必好,因此也需改革。可以把一部分科研开发经费作为吸引外资研发机构的种子基金,由外资研发机构与中方合作伙伴共同申请,条件是研发机构必须在中国,技术应用首先在中国境内,但知识产权可以由投资者和研发机构共享。
来源:经济参考报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当初最主要的既定目标,即利用境外资金和海外市场,加速经济增长并扩大经济规模。从未来趋势看,虽然利用外资仍然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作用,但随着国际投资方向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经济主要矛盾的变化,利用外资的其他作用和功能将逐渐成长,中国经济对利用外资的需求也将逐渐发生变化。这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因此,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和新的政策思路。
一、 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
从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和投资司专家的视觉看,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通过国际化生产的组织与安排,成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力,这是国际直接投资最主要的表现。这种判断的依据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出现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增长率约为全球GDP增长率的2倍,比同期的国际贸易增长率也高出40%;1985年之后,全球直接投资又出现超过全球生产和全球贸易的增长,在这些过程中,一些新兴经济体成长起来,一些原先贫穷落后的国家较快地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促进增长和发展的效果也同样印证了专家们的判断。
到200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04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成为第六大经济体。按照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经济将比2000年再翻两番,按现行汇率计算,即达4万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将陆续超过英法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利用外资将继续有助于中国实现既定的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外资经济的增长方式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的变化。
从1985年开始掀起的新一轮国际直接投资高潮,使跨国公司得以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组织国际化生产,从而扩大了世界商品市场和世界商品贸易,进而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这一时期国际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最鲜明的写照。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与此相呼应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第五次跨国并购,把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推向历史最高点,同时也标志着全球性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在经济增长中加速进行,这同样也为发展中国家接受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中国吸收外资和工业化的进展在这个背景下达到了空前的辉煌。2001-2003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持续下降说明全球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已告一段落,世界经济处在蓄积新的需求阶段,但它的苗头已见端倪,国际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标志着世界经济结构更深刻的调整阶段即将到来,其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中国利用外资也将在这个大背景和大趋势的制约下发生阶段性的转变。
二、 中国经济的新挑战和新任务
从2003年4季度开始,中国再一次采取宏观经济的调控措施,以抑制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人们对这次宏观经济调控认识上最大的共同点并不是别的,而是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的担忧有了现实感和紧迫感。
第一,粮食问题。粮食问题其实质是土地资源问题。由于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占用耕地,造成粮食生产下降。200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仅达8600亿斤,与总需求相比缺口1100亿斤,其中700亿斤是稻米,而全球的稻米贸易量只有400亿斤,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和稻米,造成了国际价格的上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曾承诺,中国向国际市场采购的粮食将不超过自身消费总量的10%。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有限的耕地上养活13亿人口,同时只能在十分集约的方式下支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耗费,用土地资本化的方式来支付工业化和城镇化成本的回旋余地是很小的,淡水是另一重要的自然资源,2002年,已探明储量为26868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只有2091立方米,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03年人均降为2076立方米,列入世界13个人人均水资源不足的国家。
第二,能源和矿产资源约束。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以人均计,上述5种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仅为1.8吨、1063立方米,9.9吨、13.2公斤和283公斤。石油消费目前已超亿吨,如果石油人均消费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到2020年中国石油总消费量将达28亿吨原油,而国内产量将达不到4亿吨,预计届时世界石油总产量只有40亿吨。其严峻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环境污染严重。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造成工业排放大量增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总趋势更令人担忧。中国单位GDP的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的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仅有30%的废水和污水得到处理,70%直接排入江河湖海。粉尘排放量是世界先进水平的10倍。
第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中国经济每创造1美元所耗能源是西方7国的5.9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再也难以为继。
第五,经济结构失衡。从产业结构看,按现价计算,2003年,中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4.6%、52.3%、33.1%,而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全球一、二、三产业的平均构成约为4%、32%、64%,两相比较,中国的一、二产业比重太高,第三产业比重太低。需求结构不合理是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过去2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很快,而最终消费率趋向下降,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而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平均消费率约为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偏差很大。
上述挑战说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考验,也是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再翻两番目标的最主要矛盾,缓解或解决这些主要矛盾是未来15年左右时间里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具体说,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缓解资源约束、减少污染与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过去提过多年,成效不很明显,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没有把它放在足够高度来认识,没有看到它与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二是没有把它与对外开放联系起来,特别是没有把它与利用外资的大政策联系起来,这样必然事倍功半。
怎样利用外资,利用什么样的外资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社会中有哪些经验,包括非关税贸易壁垒中的措施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丰富实践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哪些应当总结?这些问题过去都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我们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部分体现了这方面的要求,但很不充分,也很不明确,表现在产业准入缺乏技术标准化要求,后续管理缺乏技术规范和适时监督;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缺乏差别化的激励和鞭策等,这些不足,造成我们在利用外资效果上的局限性。
一般来讲,跨国公司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消耗自然资源较少,突出的优势是人力资本。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将逐步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上游替代或下游替代方向发展,是其产业成长的一般规律,中国的产业成长在相当程度上也会贴近这种成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外资企业仍将发生很大作用,能否在这个过程中把外资利用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新任务很好结合起来,是利用外资新阶段所面临的第一项重要课题;同时,能否在国际投资转向服务业的变化趋势中,把握新的机遇,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这是利用外资新阶段面临的第二项重要课题。
三、 锁定战略目标:外资经济的成长方向
1. 促进新型工业化的成长
新型工业化是一种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小、要素利用率高的新型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途径,也是继续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广阔天地。由于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70%以上仍然进入工业领域,这种状况在短期内还不会根本改变。但必须引导外资经济走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前列、成为我国工业现代化方向的榜样力量,为此应当设立一种评价指标体系,如资源耗费指标、环境污染指标、工业效率指标等,利用它加强各种监督,以利于提高外资经济的现代化水平。
外商投资企业有较高的总资产贡献率,但增加值率较低。这说明,与内资企业相比,工业部门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工业领域的集中程度高于内资企业,因此,其资产创造的产出较高,但增加值率偏低,说明资本和人力(包括技术)的要素报酬较低。当然,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值率偏低,可能有跨国企业价格转移的因素在内,有时难以判断其资本和其他要素报酬的真实水平,但与我们的政策与信息导向也有关,如果设立这项指标在同行业内观察和评价各个外商投资企业,就可能矫正我们的政策导向与信息的偏差。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际是促进工业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外资,其实质是发挥外资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需求创新方面的先导作用。在实践上,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如爱尔兰、印度发展软件产业就是很好的案例。
2. 促进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比重的提高
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是未来外资经济成长的另一重要增长点,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也有利于缓解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中的主要矛盾,实现新的目标。目前,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还有很大潜力,其理由主要就是流入中国服务业的外资比重还比较低,增长有空间。
在服务业中,外商投资的结构也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传统的商业服务业,在许多现代服务业领域中投资还很少。一些领域外资进入与对外开放程度有关。如金融、证券和保险业的开放还有一个过程。但某些行政垄断领域的开放并非像金融领域那样敏感,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商务咨询业、医疗服务、物流、教育、城市基础设施和燃气、电源生产等,这些领域外资流入少,主要仍是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障碍。因此,为了扩大这些领域的外资流入,仍然要从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入手。
四、 完善体制政策环境:“十一五”时期利用外资新举措
1. 完善产业准入政策
通过制定不同行业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批工业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均按新的准入标准予以审批。已批项目也要按新的标准要求提出达标的时间表,并对此承诺负有经济责任。内资企业也要按国民待遇的要求逐步与外资企业的标准接轨。由于各地工业化水平和外资经济的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因此,中央政府只发布指导性的各行业评价指标体系,其实施性的行业评价指标体系应下放到省市区一级或再下一级行政单位去制定。不同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公开透明,受到全社会监督;各地招商引资的数量与质量差异,也要受到全社会监督。
2. 产业标准化管理应纳入法制化轨道
目前,中国的质量技术监督主要针对产品,缺乏对企业生产过程的技术标准管理。因此,要把质量技术监督向前延伸到生产过程,考核生产过程中的有关指标。这种监督管理也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地方立法,让人民代表参与。
3. 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应体现新的政策目标
目前,凡有外商投资项目均享受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各地方制定的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这种普惠制的做法今后应该改变。作为全国的统一政策,应当只奖励那些在实现行业评价指标体系中达到较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树立其新型工业化企业的榜样。
4. 继续扩大开放,打破一些服务行业的行政垄断
根据国外专家预测,一些服务行业是外资进入的重要领域,如金融、商务服务、物流、信息服务业等,这些领域有的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已有承诺,要继续按原定时间表逐步开放,吸引外资进入。即便在金融领域,围绕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建设,仍需大量基础设施投入,金融服务业也亟需发展,这都是吸引外资的增长点。其他一些服务领域,如教育(包括技术职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则需要打破行政垄断,通过深化改革,引进多元投资主体,促进发展。
5. 继续深化改革,为新兴产业创造市场需求
一些服务业得不到发展,外资进不来,与缺乏市场需求有关。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市场需求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削弱传统性的过程。市场需求创造出来了,新兴产业才有发展空间,外资就会蜂涌而至,围绕新兴产业和新的消费需求,就会有新的服务业出现。
6. 创新国家科研开发投资体制,加强与外资研发机构的合作
国家投入于科研开发的经费绝对额是增加的,但比例并无提高,说明这是稀缺资源,所以应提高使用效率。目前,一般采取由国有企业或科研机构承接科研项目的渠道投入资金,效果未必好,因此也需改革。可以把一部分科研开发经费作为吸引外资研发机构的种子基金,由外资研发机构与中方合作伙伴共同申请,条件是研发机构必须在中国,技术应用首先在中国境内,但知识产权可以由投资者和研发机构共享。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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